写作，就是贴地的飞行
矿工/诗人 陈年喜
我的老家峡河村，地处陕豫两省的交界地，交通阻塞，物产贫瘠。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中年的大部分时光。峡河满河的芦花是家乡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每年从深秋开始，雪白的芦花茫茫苍苍，顺着峡河两岸一直向下铺展到丹江。我觉得芦花是这片大地上所有人命运的某种隐喻：洁白又单纯，平凡又坚韧。多年前，我的先辈从安徽迁移至此，中国人故土难迁的情怀，使我的漂泊之感始终挥之不去。这些生活经历启蒙着我的文学创作，也影响着我的文学底色。
我的写作以199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99年之前，我写了大量风花雪月的诗歌。那时年轻，生活的磨砺轻薄，又充满飘渺的激情。一方面希望成为一名像杜甫那样的诗人，用文字记录生命与时代；另一方面也想成为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一员。那时的写作，主要是一种跟风式的写作，多模仿主流，因缺乏真实生命的质感，自然也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1999年冬天，我开始上矿山打工。天南地北，风里尘里，一干就是16年。在古老的叶尔羌河边，矿工们的身影显得那么的微小。巨大无边的自然，与一个个埋首苦干的个体，两者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巨大反差，常常让我去思考很多事情。
矿山生活的繁重单调，让写作变成了一种内在需要，用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暂时地走出来，透一口气。后来我写下过流传较广的句子：“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16年的矿山爆破工生涯，我用炸药炸开岩石，也用笔炸开自己的创作灵感。
现在回过头看，矿山时期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它基于生命，基于血肉，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生活命运本为一体，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彼此塑造、彼此成长。请把我们的作品当作作品，看它的文学性、社会性、艺术性。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寻常的劳动者，我们的文字是从五千米地心传上来的呼喊。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拥有完备电子产品、每天生活在各种信息中心的时代。人们有太多的选择，甚至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限丰富，对这个世界，没有不了解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不是不被需要了，而是像和风细雨与生活本身一样更被需要了。它在算法和流量之外，替人们留下一片可以慢下来、可以互相看见的空地。
我时常被问起，“矿工诗人”这个标签，是荣誉还是枷锁？我想，它首先是一种诚实——诚实于我的来路、我的工友、我的矿山。但我也不愿被困于此。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是把目光放得更宽一些，让读者透过作品，更宽阔地认识当代劳动者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也让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眼光，更加开阔、更加向下。贴着地飞行——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形容：脚踩矿山与泥土，心却向云端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