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其提升到系统性保护的高度。系统性保护如何落地？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数智技术之力转化为系统性保护之能。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仍停留在资源数字化和展示应用层面，距离以数智技术支撑系统性保护还有一定差距。推动数字化向数智化跃升，把技术优势转化为系统性保护能力，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2024年10月，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并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这些重要论述，既标定了“系统性保护”的目标方向，又指明了“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实现路径，为以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数智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重要支撑，并不仅仅因为其具有先进的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其技术特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系统性保护强调整体认知、动态治理和协同保护，数智技术则通过数据汇聚、智能分析和网络协同，为实现这些要求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文化遗产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化要素，而是由遗产本体、历史环境、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总和，并强调其在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具有鲜明的整体属性，一座石窟连着山体水文与洞窟微环境，一处古城连着街巷肌理与社区生活，文物本体始终与历史环境、人文生态共生共存。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保护遗产本体，更要维护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坚持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一体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整体保护，实现由单体保护向整体保护转变。这一整体性特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一首侗族大歌连着歌班的传承组织、鼓楼的对歌场域和节庆习俗，承载对歌的鼓楼又连着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和整个村寨空间格局，其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彼此依存、相互嵌合，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文化生态。如果脱离文化生态孤立保护某一项遗产，就难以真正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而传统保护方式受信息获取能力限制，往往更多关注单体遗产，难以完整呈现文化遗产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数智技术则能够突破传统保护方式的信息边界，通过数字采集、三维建模、知识图谱、时空数据库等技术，把分散的文化遗产资源有机关联起来，构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体系，实现由“记录单体”向“认知整体”的转变，为整体保护提供更加全面、更加精准的基础支撑。
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文化遗产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遗存，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文化生命体。文物保存状况会随着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持续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在代际传承、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次性的修缮修复，而是贯穿调查、记录、监测、保护、传承、研究、利用全过程的持续性工作，必须遵循文化遗产发展演化规律，坚持全过程保护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由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转变。长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依靠人工巡查、定期调查和经验判断开展工作，在信息采集、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静态管理方式与文化遗产动态演化规律之间存在脱节。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不断增加、保护任务不断拓展，仅依靠传统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全过程保护要求。数智技术的发展，为提升文化遗产动态保护能力提供了新的条件。依托物联网、遥感监测、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对文化遗产保存状况、环境变化和传承状态进行实时感知、智能分析和风险预警，实现由事后修复向事前预警、由经验判断向科学决策转变，不断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更好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文物、住建、自然资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科研机构、保护单位、传承人、社区居民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是一项跨区域、跨层级、跨领域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还是跨区域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需要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分工限制，坚持统一监管、多方参与、协同推进，形成整体保护合力。当前，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与文化遗产跨区域、跨部门保护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矛盾，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共享不充分、部门协同不顺畅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效能的提升。这说明，实现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不仅需要理念更新，也需要治理方式创新。数智技术依托统一的数据平台、智能分析系统和网络协同机制，能够促进文化遗产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把分散治理转变为协同治理，把经验管理提升为智慧治理，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持续推进，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但是，对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新要求，当前数字化实践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数据、无体系：采集的碎片化使系统性保护缺乏数据根基。非遗领域，各地采集标准、元数据规范、著录体例互不统一，资源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数据库中，“数据孤岛”林立，彼此间未形成互联互通。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的仅10万余项，名录之外的海量资源大多未经系统记录，一旦文化生态变迁便可能无声消逝；文物领域，三维数据、影像档案标准不一，普查、考古、藏品数据分属不同系统，全国一体的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尚未建成。比数据分散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源建设仍存在“重本体、轻生态”的倾向。当前，大量数字资源主要记录遗产本体形态或技艺展示，而对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历史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态记录不足。比如，录下了皮影戏的影像与唱腔，却没有完整记录班社的师徒传承、庙会节庆的演出场合和台前台后的乡土生活；保存了古建筑的形制尺寸，却没有系统呈现营造技艺、工匠传统和街巷生活。数据如果脱离文化语境，仅保留形态信息，就容易成为静态标本，难以真实反映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更难以支撑系统分析和整体保护。
有展示、无闭环：技术应用集中于传播末端，未能嵌入保护全周期。当前，数字化投入大量集中于数字展馆、短视频传播等末端环节，而记录建档、传承教学、存续监测、濒危预警等前端与中端环节技术含量依然很低。有的传承人带徒仍靠口传心授而缺乏智能辅助，有的项目存续仍靠层层报表而缺乏动态数据，有的濒危研判仍靠专家经验而缺乏模型支撑，还有的低级别文物的安全监测仍靠人工巡护而缺乏感知网络预警，保护的全周期尚未形成数字化闭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数字化建设存在重展示、轻保护，重流量、轻本体的倾向。部分文化遗产脱离真实文化语境，被简单加工为猎奇化、娱乐化的传播内容；一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模仿传统技艺展示，以数字合成替代真实传承实践，影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蠢事。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数字空间。数字技术如果偏离真实性原则，热衷于炫技和流量，就容易制造“数字假古董”，数字展示越热闹，越可能掩盖本体保护的空心化，系统性保护也就容易流于形式。
有平台、无协同：数据壁垒与机制缺位使统一监管缺乏抓手。近年来，各地文化遗产数字平台建设不断推进，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之间的数据壁垒依然存在，业务系统相互独立、标准规范尚未统一，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程度仍然不高。与此同时，商业平台掌握大量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和传播数据，却尚未有效纳入保护体系，统一监管仍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比平台需要协同更深层的问题是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相当数量的老龄传承人数字应用能力有限，在数字化过程中更多处于“被采集”、“被展示”的位置，参与数字资源建设和数字成果共享的程度不高；文化遗产数据权属、使用边界、收益分配等制度规则仍需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成果如何兼顾公共利益与传承人合法权益，还缺乏更加成熟的制度安排。如果部门之间、平台之间、主体之间不能真正形成协同机制，平台建设再多、数据积累再丰富，也难以真正形成统一监管和整体保护的治理合力。
三
问题所在，就是改革着力点所在。破解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现实制约，根本不在于增加几项数字技术、建设几个数字平台，而在于坚持系统观念，把数字化建设与系统性保护要求统一起来，把技术创新与治理创新贯通起来，加快形成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相适应的数智化保护体系。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时，看到侗族大歌、蜡染工艺等民族传统文化既保护得好、又焕发时代光彩，称赞“这些民族的特色，很古朴也很时尚”。侗寨的鼓楼花桥与寨中的大歌蜡染，本就是物质与非物质浑然一体的遗产现场；“古朴”与“时尚”的辩证统一，正是数智时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应有的目标形态。这启示我们，数智技术不是替代传统，而是赋能传承；不是改变文化遗产，而是更好守护文化遗产。要坚持守正创新，重点在建体系、入过程、联主体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力。
建体系：以标准化、语境化的数据工程夯实系统性保护的数据根基。针对“有数据、无体系”，首要任务是立好“度量衡”。非遗领域，用好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推动其落地并升级为国家标准，从源头保证资源可汇聚、可关联；文物领域，以文物普查为契机，落实“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的要求，把新发现文物连同存量登记文物一体纳入统一台账，做到一处文物、一份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坚持“本体—生态”一体采集理念，在高保真记录遗产本体的同时，同步采集历史环境、社会关系、谱系源流等信息，使数字资源始终保持与文化语境的有机联系。比如，“数字敦煌”持续三十余年的探索，就是坚持整体记录、系统建档的成功实践，不仅永久保存了洞窟壁画和彩塑信息，也保存了洞窟环境及相关资料，实现了文化遗产整体数字化保护。“赫哲族伊玛堪”的转名录保护实践也表明，持续开展数字记录，并与传习所授艺、社区展演等保护实践相结合，数字资源才能真正反哺活态传承，为文化遗产延续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入过程：以智能化工具嵌入传承、监测、预警的保护全周期。针对“有展示、无闭环”，要推动技术应用从传播末端向保护前端和中端延伸。在传承环节，开发智能辅助教学工具，使口传心授具有可度量、可回放的数字参照。比如，以姿态识别比对武术、戏曲学员与名师示范的身法身段、即时提示偏差，以声学分析辨析唱腔的音准气口、辅助跟练。在监测环节，对非遗建立活态存续力评估模型，对各级名录项目进行动态监测、分级预警，探索建立文物病害识别等智能分析模型，提高文化遗产动态监测和科学决策能力。比如，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大脑”通过全天候感知遗址本体和环境变化，实现风险实时预警和快速响应，推动保护方式由事后修复向主动预防转变，为全过程数智赋能提供了有益探索。在传播环节，要立规矩、把方向。古人论技艺，讲求“技进乎道”，数字转译同样不能以技掩道、以形夺神。要把“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贯彻到数字领域，建立学术审核与社区认可相结合的把关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嵌入内容生产与算法分发，使沉浸式、交互式体验服务于“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联主体：以协同平台和制度创新落实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针对“有平台、无协同”，要建设跨部门、跨区域的文化遗产协同治理平台，推动政务数据依规互通、商业平台数据依法接入，变“单点监督”为“系统治理”。系统性保护，归根到底是人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面向传承人群与基层文博队伍开展数字素养培训，鼓励传承人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授技艺，从“被采集对象”转变为数字传承的主导者；加快完善文化遗产数据确权、授权与收益分配规则，确保数字红利更多惠及保护传承主体。推进文化遗产学与信息科学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
文脉传千载，数智启新程。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赋能的是技术，提升的是治理，守护的是文明。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坚持保护第一、守正创新、科技赋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系统性保护优势、治理优势，不断提升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让文化遗产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薛 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