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倡导“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深刻揭示了文化遗产在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中的独特作用。
古物、文物、遗产这些概念，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是在特定文明语境中被不断“命名”、“界定”并赋予意义的。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国普遍通过保护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传统技艺和自然景观，保存共同历史记忆，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文化遗产由此不仅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认识自身、延续文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其向世界展示自身文明特质的重要窗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相继建立，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国际规则、专业标准和合作机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立了世界遗产保护制度，这使得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不仅属于所在国家和民族，也被赋予了全人类共同财富的属性。文化遗产保护因此突破了国家疆界，既是遗产所在国的重要责任，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事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拓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文化遗产不再仅指物质遗产，还包括形态丰富、生命力旺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拓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文化遗产越来越突破一国一地的意义，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
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根本在于它兼具历史真实性、文化传承性和文明共享性。不同于一般文化产品，文化遗产记录着文明发展的真实历程，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具有跨越时空、跨越语言、跨越制度的文化感召力，更容易引发不同国家人民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共鸣。正因为如此，文化遗产往往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成为文明交流互鉴最具公信力、最富感染力的重要媒介，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国际合作方面具有其他文化资源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放眼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和国际传播体系，既把文化遗产作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赓续历史文脉的重要基础，又将其作为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世界上一些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保护体系较为成熟的国家，通过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合作、博物馆展览、人员培训和国际援助等方式，传播本国文化理念，拓展国际文化联系，相关工作呈现制度化、专业化和长期化趋势。以意大利为例，通过《威尼斯宪章》的制定和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推广，意大利为全球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的专业基石；2010年，通过申报“地中海饮食”非遗项目，意大利联合西班牙、希腊、摩洛哥、葡萄牙、克罗地亚和塞浦路斯等国，共创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的新模式。在博物馆领域，意大利有以博物馆海外巡展拉动国家旅游和高端消费的“莱斯卡计划”。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MAECI）则每年资助大量海外考古项目，覆盖地中海、中东以及非洲等地区，项目涉及从史前时期到古代文明的各个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3年开始，意大利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积极推动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冲突地区启动紧急保护计划，打击非法文物交易和走私活动，保护濒危文化遗产，共建了一支“文化蓝盔部队”。这些举措，坚守传统又不断创新、立足国内又面向世界，用足用活意大利在文化遗产方面的资源和人才优势，有力彰显了“意大利遗产是国家最强品牌”的理念。
中国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呈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生动阐释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是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坚实而丰厚的基础。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我国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可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双边合作框架与多边机制展开，并努力在实践中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运行机制，追求整体性强、层次丰富、韧性十足的效果。
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平台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治理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和世界文化遗产规则制定、标准形成和理念传播的最重要平台。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各项工作，不仅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深度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公约义务，持续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维护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稳定运行作出积极贡献。目前，中国拥有61处世界遗产（包含42处世界文化遗产，15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是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长期参与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并与有关国家共同参与柬埔寨柏威夏寺保护国际协调机制，逐步由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成长为积极贡献者。面向未来，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支持更多中国专家、中国青年进入国际组织任职，努力把我国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实践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优势和国际话语优势。
统筹推进双边文化遗产合作，持续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文化遗产合作具有专业性强、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广的特点，是开展双边人文交流最稳定、最持久的纽带。近年来，我国已经与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沙特阿拉伯等国开展文化遗产合作，项目覆盖联合考古、建筑遗产保护、可移动文物修复、流失文物追索、数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申报等领域。比如，中蒙合作开展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考古发掘，发现大型匈奴贵族墓葬，出土金银器、陶器、铜器等珍贵文物，系统揭示了匈奴贵族丧葬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面貌，入选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修复，成为震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开展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明交往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这些项目以文化遗产为媒介，把专业合作、历史研究和文明对话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今后应进一步深化双边文化遗产合作，强化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统筹推进联合举办展览、联合考古项目与文物保护工程协同并进、均衡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努力构建符合文化遗产项目特点的管理机制，注重人才培养和储备，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才交流机制，打造高素质国际合作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的平台优势，不断增强区域文化遗产合作引领力。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最为丰富、文明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不仅关系亚洲文明的传承发展，也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于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倡议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2023年4月，“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2024年6月，联盟由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转变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中国倡议推动成立的区域性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联盟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已建立起包括联盟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咨询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在内的完备组织架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南太平洋区域的25个国家已分别以理事会委员国、伙伴国和观察员国的身份正式加入。联盟设立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广泛支持联盟框架下跨国文化遗产合作，目前已覆盖14个国家的20余个项目，范围涵盖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重点领域。联盟相继发布了《西安宣言》、《青岛建议书》、《重庆共识》等重要文件，在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文物科技与数字化保护、青年人才培养等全球关注的文化遗产突出问题和前沿议题方面持续发声并形成区域共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实践，其根本目标是凝聚亚洲各国文化共识，传承亚洲文明精神基因，增强亚洲人民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筑牢人文根基。同时，这也是文化遗产全球治理的创新探索，致力于打造亚洲文化遗产合作样板。从学习借鉴国际组织建设的经验出发，当前联盟应以推动亚洲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规则制定、标准共建、话语权提升为出发点，以形成机制化、常态化、品牌化交流格局为主要目标，把建立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话语参与作为关键机制，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充分发挥博物馆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作用，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文明交流互鉴既需要国家之间的制度合作，也需要人民之间的文化沟通。博物馆保存和展示人类文明成果，兼具知识传播、公共教育、文化交流和审美体验等功能，是不同文明交流借鉴的重要窗口。当代世界各国博物馆虽然具体形态不同，但都具有“文明殿堂”的崇高性和知识性、“文化桥梁”的亲民性与传播性，加之其特有的知识多样性、视听形象性、影响广泛性等特征，在增强本国国民的综合素质与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能有效帮助参观者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促进不同国家的观众相互尊重、弥合认知差异、增进跨文化理解等方面，有着胜于其他文化机构的突出作用。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引进的外展和赴海外的展览数量多、品质高。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都是亮丽的国家名片。在西班牙阿利坎特举办的“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在美国纽约的“融古烁新：宋元明清铜器的复古与创新”、在沙特利雅得举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以及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等等，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经典之作。今后，应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国际传播窗口作用，不能满足于把文物“送出去”、把展览“办起来”，关键是提高文明阐释能力。要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价值理念与历史智慧，通过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叙事方式，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讲清楚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历史事实，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发展。要把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贯通起来，既展现中华文明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国际观众从文化遗产中看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审美追求和价值选择，认识一个既赓续古老文明又充满现代活力的中国。鼓励中外博物馆围绕共同关心的文明主题开展联合研究、共同策展和人员交流，推动博物馆交流由文物借展向知识共创、叙事共建和价值共鸣深化。善于运用融通中外的展览语言和表达方式，在文明平等对话中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立场、国际视野、时代特色的文明叙事体系。
（作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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