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与中华文明韧性
夏明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然而，这份延续绝非历史的偶然或幸运。翻开史册，自远古以降，中华大地上各类灾害频发不断。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灾害不懈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从中不断转危为安、固本开新、重整山河的成长史。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何以能够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下屡仆屡起、生生不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多难兴邦”四字所指向的历经厄难而不屈、直面忧患而奋起的文明韧性。
“多难兴邦”，源出《左传·昭公四年》的相关论述，“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意思是，有些国家多灾多难反而能巩固政权、开拓疆土，有些国家没经历灾难反倒丧失政权、丢失疆土。这一表述，并非完全是历劫者的自我慰藉，而是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文明调适、修复与重建的非线性历史逻辑：倘若一个文明能在灾害的反复冲击下，锻造出转危为机的智慧、重建秩序的机制和凝聚人心的精神，则灾害便会化为文明赓续的动力之源。换言之，正是在应对灾害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一次次自省，一次次重建，一次次从顿挫中奋勇前行，渐而锤炼出一种强大的文明韧性，每每激发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结果便是人民繁庶，国脉绵延，文明生生不息。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指出，我国灾害之多，世界罕有，“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据其基于可靠历史记载进行的统计，汉至民国时期水、旱灾害见于记录者均多达1000余次；其他如蝗灾、地震、风灾、雹灾、霜雪、疫灾等，各自都在200到700余次之间。灾情之重，更是触目惊心：汉末、两晋饥疫并行，白骨盈野；唐末关东大旱，赤地千里；宋元时期黄河频繁改道溃溢，纵横泛滥于黄淮之间；明末崇祯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旱蝗，饿殍载途，生灵涂炭。重大灾害之频发，既是对王朝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政治秩序、经济运行、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剧烈冲击。令人深思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玛雅——均在自然环境变迁、外族入侵或社会内乱等多重压力下断裂，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灾难而巍然挺立。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个频繁遭遇严重灾害的人类文明，究竟凭借何种内在力量，非但未被摧折湮灭，反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种文明韧性，首先来自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商汤因大旱而祷雨于桑林，反躬自问：“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六事之问，条条指向政事民生。可见，古人虽多将灾害归之于“天罚”，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却非一味地祈禳避祸，而是反躬自省、修德恤民。《孟子》所谈，很多内容都与防灾救荒相关，开篇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更是把“黎民不饥不寒”作为王权正当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荀子》进一步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调社会治乱的关键不在天命，而在人的应对。正是在民本思想的驱动下，汉元帝因关东连遭灾害，颁诏改行新政，重申“《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南宋董煟编写中国首部荒政专著《救荒活民书》，提出“水旱灾伤，而不知以民为念，其祸必至于此”；明太祖因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诏曰“至于水旱灾伤，虽出于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责也”。从先秦哲思到历代政令、官箴，一脉相承的逻辑是：灾害天降并非执政者可以诿过卸责的借口，而应视为检验民本之念的镜鉴，是反求诸己的动力。正是这种应天以德不以虚、恪守安民固本底线的思想本色，赋予了中华文明一次次历经灾害冲击而重整复苏的强大内生力量。
然而，仅有思想理念的驱动还不够，尚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胡适在谈到中国人对付灾荒的办法时，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这段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若因此认为中国人面对灾荒只能消极应对，那也是极不客观的。事实上，中国自古就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并逐渐构建起一套严密完整的灾害应对制度体系。《周礼》中的“荒政十二条”，便已勾勒出远超单纯救济的救荒蓝图：第一条“散利”即借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等物资，另有“薄征”、“弛力”等轻徭薄赋之策，“舍禁（开放山泽）”、“去几（免税招商）”等资源重置之法，大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人口、礼制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救荒当作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此外，我国历史上还形成了诸多在灾前和日常时期应该采行的举措。迄至明清，这一包括灾前防灾、灾时救灾和灾后重建在内的全过程“大荒政”理念一脉相承，且多有变通与完善。清代学者魏禧提出“救荒三策”——先事之策、当事之策、事后之策，明确“救荒之策，先事为上，当事次之，事后为下”，强调防重于救。至乾隆初期，已形成一套从预测、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环环相扣的完整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既注重居安思危、又积极化危为机，将风险防范渗透于国家治理的整个肌体之中，赋予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相当程度的自我防护、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是中华文明屡经大灾大难而未曾瓦解的重要密码。
民本思想为灾害应对提供了价值根基，荒政制度构筑了治理保障，而更深层的力量则在于，中华民族在灾难的反复磨炼中凝结出一种共赴时艰的精神品格。灾难不仅是治与乱的“试金石”，更是聚与散的“熔铸炉”。在与灾祸的反复搏击中，中华民族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灾难观：既不粉饰苦难的残酷，也不沉溺于宿命的颓唐，而是直面疮痍，笃信人力可为、德行可恃。更深层地看，灾难还催生出一种极为珍贵的“共识性团结”。当重大灾害无差别地席卷一个共同体时，即便平素利益相左、势如水火的不同群体，也往往能捐嫌释怨、和衷共济，这正是“多难”所以“兴邦”的关键动因。翻阅中华文明史，早在先秦时期，宗族救助、邻里互助已屡见于史册。《礼记·檀弓下》中，齐国黔敖“为食于路”，卫国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便是早期民间救灾的生动剪影。唐宋时期，各类民间互助形式不断涌现，隋唐义仓、北宋范氏义庄、关中吕氏乡约、南宋朱子社仓等相继兴起且逐渐推广。到了明末，江南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民间自主的赈济组织。晚清光绪年间，东南沿海如上海、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绅商，自发组织“义赈”，广泛募捐、跨域协作，并深入灾重之区，挨家挨户调查，直接发放钱粮，“破官赈之范围”，“开千古未有之风气”。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跨地域志愿救灾行为，既是中国传统经世济民思想的近代延续，更体现了在民族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背景下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爱国情怀。这种凝心聚力、共抗时艰的民族精神，与国家灾害应对制度体系互为表里，共同编织着中华文明抵御风险的生命之网。
自然灾害对文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心理、文化或民族素质等方方面面。中华文明就是在面对灾害的挑战与应战中创生、延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必须看到，受制于小农经济与封建体制，古代中国社会虽积累了丰富的救荒智慧，终究难以消弭灾荒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性遏制，只有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根据地建设中摸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互助和民众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渡荒新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凭借统一规划、全国协调、科学防灾的强大能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经受住了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打击，推进了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使国家和平、社会稳定、人民富庶，实现并超越了孟子提出的“黎民不饥不寒”的社会理想。
今天，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但灾害的魔影并未随着生产力的跃升而消散，极端气候、地质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严峻考题，防灾减灾这根弦丝毫不容松懈。多难兴邦，但多难不会自动兴邦，文明韧性也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在每一次危机考验中被重新激活，在新的实践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从古代的荒政制度到当代的应急管理体系，从民间守望相助到举国一致而动，中华民族一次次证明：真正让文明穿越灾难的，不是被动承受苦难的耐性，而是在废墟上寻找生机、在困境中重塑秩序的强大韧性。只有把这份文明韧性的火种代代相传，让它在新的风险挑战中不断焕发光彩，中华文明才能够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