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钟 哲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价值立场，深刻塑造了讲仁爱、重民本的政治传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这一治理思想，对于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进一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该篇据清人考证为魏晋时人所著，主要内容是夏王太康败德失国，其弟五人作歌追述大禹遗训，歌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为政以德”则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执政者自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同时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重心，如此方可使天下归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两大观念，凝结着中华民族对国家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民贵德的政治传统。
回溯历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已经产生敬德保民的观念。殷商覆亡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天命靡常，会依据执政者德行发生转移；而衡量执政者德行的主要标准，就在于能否做到保民惠民、安养百姓。《尚书·泰誓上》记载周武王伐商前的誓师之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强调君主受命于天，应以民之父母自任，若君主不能尽职，就难免落得“天命诛之”的下场。《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商朝后期的君主“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致使政事败坏，而周文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因此能够膺受天命。在认识到敬德保民以应天命的基础上，周人更进一步提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意解释天意，认为天没有自身独立意志，而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相比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周人将天意民意化的改造具有鲜明特色，天意虽仍在形式上保留着神学外观，但在内容上已经成为民意的最高体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本式天命观。周人远神近民的思想取向，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重心由事神向保民、由敬神向敬德的转移，代表了中国民本德治政治的开端。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经典文献。左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其中载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右图为元刻本《论语集解》，其中载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春秋末年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无休。面对政治失序、民生凋敝的严峻现实，儒家继承西周政治传统，成为民本德治思想的主要代表。孔子倡导德政，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批判“苛政猛于虎”，谴责执政者滥用刑罚、不教而杀，认为执政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重：民、食、丧、祭”、“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切实保障百姓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孔子还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应遵循保障人口繁衍、实现生活富足、推动教化有成的顺序，完整呈现了儒家民本德治的施政路径。孟子承孔子之绪，系统阐发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百姓置于政治价值序列之首，使民本思想由道德关怀上升为明确的政治哲学纲领。孟子视百姓温饱为治理目标，主张“民事不可缓”，认为明君应“制民之产”，为百姓提供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保障民生作为仁政之基。孟子更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深刻论证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内在关系，将得民心确立为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民本德治思想发展成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后世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民本德治思想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强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却因推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二世而亡。汉初君臣多出身草野，对秦朝法度之酷烈、百姓稼穑之艰难，有着切肤之感。面对战后经济社会残破之局，汉廷采纳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汉初政治奠定了重民安民的总体基调。此后随着国力日盛，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定儒学于一尊。政治层面，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借灾异祥瑞警戒君主、强化政治约束；治理层面，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王者应秉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经济层面，极力反对“与民争利”，主张限田去奴、抑制兼并，以安民生。经过董仲舒阐发，民本德治思想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天下重归一统，民本德治思想在大一统格局下焕发强大生命力。唐朝初期，君臣尤为重视历史经验，深恤民生疾苦。以隋亡为镜鉴，魏征多次引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古训劝谏唐太宗，唐太宗亦以此训诫其子，强调“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民本思想转化为施政警训，常怀民心可畏之念，戒慎为民、不敢纵欲，从谏如流、励精图治。及于实践，制度上，隋唐兴科举，打破魏晋以来门阀世族的垄断，使寒门子弟得以凭才学晋身，拓宽了庶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经济上，唐初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计口授田、轻徭薄赋，保障编户齐民的土地与生计，由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四夷宾服，铸就盛世之业。
宋明时期，佛老虚无寂灭之旨与儒家经世济民、关切民生的入世精神构成思想张力。因应时势，理学勃兴并深入发展，在政治哲学层面捍卫了儒家“亲亲而仁民”的民本立场。宋明诸儒尤为推重《大学》，他们援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义，强调“明德”与“亲民”内在一体：明德是成己之基，亲民是成人之推，明德不应在亲民之外，亲民是成德的最终形态，二者并非断为两截，而是由内及外、本末相因的完整工夫。在此基础上，宋明诸儒形成“万物一体”的认识，将民本思想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赋予其坚实的形上根基。张载以万物同出太虚的气本论，倡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民纳入一个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使得保民不再仅仅是有位者的政治责任，更是凡有血气之人都应当具备的、对待同体兄弟的伦理责任。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仁者之心“莫非己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理一分殊”，认为民并非外在于己之他者，而是与己同禀天理之同胞，由此“亲亲而仁民”成为天理流行的自然展开。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认为亲民出于人的良知发用，是良知的必然呈现。经由宋明诸儒的哲学构建，民本德治思想由治国理政之道上升为天道运行之理，下贯于良知发用之行；仁政爱民既为宇宙秩序的自然演进，亦出于主体道德的内在驱动，遂使这一思想臻于深邃。
有清一代，民本德治思想在学术批判与变法实践的相互激荡中持续深化。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将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倡言“为民而立之君”，指出“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厘清了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治理理想；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些主张被视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清代中期，面对世变日亟，龚自珍、魏源等士人将民本关怀寄托在改革弊政、师夷长技的经世实践中。晚清以降，内忧外患交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民本思想为基，援引近代民权学说，提出“君民共主”的立宪主张；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使民本思想与近代实践紧密相连，推动民本思想的近代转化。
纵观历史，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范式，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华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在执政理念上，推动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观念层面形成了天民合一的深刻认识。天民合一观念，一方面将民意视作不可抗拒的天意，认为民意代表着超越君主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方面，将民意确立为重要的价值本体，将顺从民意视作治国理政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民意从一般政治现象上升为具有与天合一的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天民合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执政者所拥有的权力仅仅是落实天意即实现民意的手段而已。无疑，这一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以超越性的天道权威为依凭，在君主专制的历史框架内，为民意安置了不可化约的政治地位，形成了对执政者权力的内在约束与道德规制，它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以德配天，将抚恤民生疾苦视为天之所命，把民心向背看作国祚之所系。诚然，这一思想传统未能彻底突破历史局限——生民始终未能从被体恤、被安抚的对象跃升为政治主体，然而，将百姓之安危冷暖确立为政治的评判标准，把得民心、恤民情作为执政要求，终使中国古代政治运行超越单纯的权力逻辑，挺立起以民生为大的价值立场，为中华政治文明注入了深厚的民本底蕴。
在治理模式上，引领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不是由理想的道德主义所作出的重德轻刑的简单折中，而是基于对现实治理机理的深刻洞察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架构。其底层认知逻辑在于，乱生于人之无耻，“不耻则无所不为”，丧失道德心是一切为乱的根源，故善治者必先治心，以德教培植人的廉耻自觉，使秩序内生于心、外化为行，刑政则退居为后盾与底线。德与刑由此不是并列两手，而是本末相须，德为治本、刑为治标。这一治理方式背后是中华文明自古崇德尚礼，视德为治国之基，相信人可经由教化而成，风俗可由德化而厚，故治理的根本不在严刑峻法之密，而在廉耻心之立、移风易俗之渐。秦任刑而骤亡的教训，及后世历代蹈此覆辙之史实，反复印证了惟刑不足以致治。进而言之，德主刑辅所蕴含的，乃是一种把国家嵌入社会、以教化主体自任的治理观——秩序之维系最终不在外部强制之严密，而内在于人心的廉耻自觉，从而为民众留出一定自治空间，形成他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这种把秩序安顿在人心自觉之上，同时辅以制度约束的智慧和经验，有助于中华政治文明避免沦为单纯的强制秩序，而始终保有一种向教化、向德性开放的厚度与韧性。这一治理传统历数千年而不衰，把德治与法治、教化与约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治理模式，至今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资汲取的宝贵资源。
在政德修养上，促进涵育了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中华政治思想有一根本信念，政者正也，为政之本在于正己。这并非泛泛的道德训诫，而是对政治权威性质的独特理解——权威之能成立，不在强力之足以服人，而在执政者之德足以感召、之正足以率下。由此，修身是治国之本，治国是修身之推，修齐治平构成一贯的工夫次第。在这一为政伦理的影响下，执政者便不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更是风教之所系、民风之所仰，其身之正邪直接关乎一国之治乱。由此延伸出选贤与能、以德为先的用人传统，把德行确立为入仕的首要门槛，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官德文化。先秦有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以及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敦厚、质朴、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等等。纵观各类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史料，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大多强调公、善、慎、廉等方面，这四个字形成了对古人为官的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把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内化为执政者的自觉担当，使官吏之德不再仅系个人修养，而成为政之清浊、民之休戚之所系，涵育出讲操守、重廉耻、恤民命的政德传统，对今天亦有参考价值。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得出的重大结论。图为2026年8月14日，观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供图 梁茵/摄
以今人之眼光视之，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与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封建社会里人民从未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民本思想和德治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实现，但其中蕴含的重民观念、崇德理念，体现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思想，到今天依然具有宝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恪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秉持立党为公的价值追求，践行执政为民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更加自觉地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中汲取滋养，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为邦本的价值底色、为政以德的执政要求，进一步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