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专访
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魏佳朔
编者按：服务消费作为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既是释放内需潜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超进行了专访。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居民消费逐渐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如何认识服务消费？为什么要扩大服务消费？
董超：消费作为最终需求，事关就业、民生和社会福利，能够牵引生产和投资，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涵盖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消费，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以及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消费。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不可转移性。此外，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更大，具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足等特点。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加快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202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万美元，正处于这一关键转变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将服务消费摆在提振消费的重要位置，有利于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发展服务消费是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必须把提振消费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与商品消费相比，我国服务消费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特别是家政、教育、医疗、养老等高质量服务需求旺盛，市场前景广阔。同时，扩大服务消费也能够带动生产和投资增长，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发展服务消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养老、育幼、教育、医疗等领域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只有为广大群众提供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消费，才能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服务消费领域涉及多个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吸纳能力强、层次丰富。扩大服务消费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切实改善民生福祉。
今年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文旅消费活动，大力提振服务消费。图为2026年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举办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发展服务消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取消，服务业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服务消费增长快、占比不断提升。不断把国内服务消费市场做大做强，才能够为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开放底气，吸引更多国际高端要素进入，促进服务领域各类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在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记者：服务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交汇点。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服务消费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请谈谈当前扩大服务消费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应用，“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已在文旅、养老、教育等部分领域取得积极成效。图为2026年6月3日，山东青岛世博园XR梵高数字艺术体验馆内，游客正在体验沉浸式数字产品。 人民图片 张鹰/摄
董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在经济体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服务消费占比普遍从40%以上提升至50%以上。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46.1%，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要看到，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发展还存在一些卡点堵点，制约了服务消费增长，必须高度重视、系统破解。
从需求侧看，提升服务消费能力面临一些压力。服务消费更多是满足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受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影响更为明显。当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相对偏低，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不少居民可用于服务消费的支出有限。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居民家庭仍面临较大的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服务消费意愿仍显不足。
从供给侧看，服务消费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功能性需求转向个性化、体验化需求。然而，当前我国服务消费供给的同质化现象突出，服务消费领域标准化程度不足，不少企业依赖传统服务模式，专业服务人才短缺，知名服务品牌偏少，创新型消费场景供给稀缺，高品质、精细化服务消费供给明显不足。
从制度环境看，涉及服务消费的相关体制机制仍待完善。在市场监管方面，数字消费等新兴领域的监管空白与过度监管并存，一些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不强。在治理机制方面，服务消费涉及领域广、业态多，但当前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领域的一些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依然存在。
总的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必须把夯实居民消费基础摆在首要位置，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要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促进收入增长和分配结构优化有机统一。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针对当前部分领域服务供给水平不高的问题，注重在交通服务、家政服务、网络视听服务等方面增加优质服务供给。针对相关体制机制问题，清理服务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完善新兴消费领域监管规则，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记者：消费场景是连接供需的桥梁，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关键。如何以消费场景创新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董超：消费场景是消费业态、消费模式的集中呈现，是对文化、技术、社交等多元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也是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在服务消费场景培育上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有效场景供给不足，同质化竞争明显。不少消费场景缺乏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运营，简单复制照搬现象较为普遍，场景与本地文化结合不深，持续吸引力不强。又如，跨界融合深度不够，消费场景规划缺乏系统性，协同效应有待增强，文旅、体育、商业等资源整合不足，“各自为战”现象依然存在。再如，场景运营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不高，创意设计和内容运营人才短缺，场景创新的要素支撑不够有力。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予以解决。
一方面，丰富优质消费场景供给，拓展服务消费空间。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通过首店、首秀、首展等，形成潮流风向标，激发消费新需求。推动文博场馆进行场景化、沉浸式改造，优化预约机制，延长开放时间。推动“旅游+”融合发展，将地方特色文化、文化演艺、美食体验等系统性植入旅游产品。支持地方举办多层次、多样化的大众体育赛事和精品职业联赛，促进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消费场景创新活力。开展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专项清理行动，严格落实“非禁即入”要求，推动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等领域市场准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加快出台数据要素、平台经济等领域法规，系统清理现行法规中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的有关条款。
记者：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应用，正深刻重塑消费市场的形态与体验。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
董超：人工智能对服务消费的发展具有引领性、赋能性、变革性作用，能够推动消费模式从“人找服务”转向“服务找人”，从标准化供给迈向个性化定制，从功能满足走向情感连接。当前，“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已在文旅、养老、教育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例如，技术成熟度与消费者体验感不匹配，不少应用同质化明显，个性化和情感交互能力不足，达不到消费者预期。服务消费领域数据孤岛现象突出，跨行业数据流通不畅，制约了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场景落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矛盾突出，数字治理体系亟待同步完善。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一是拓展智能服务消费新领域。积极培育覆盖更广的智能服务业态，加快发展提效型、陪伴型等人工智能应用，拓展体验消费、情感消费等新领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融合AR/VR等技术，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文旅向高度沉浸的体验形态升级。
二是重塑人机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智能终端“万物智联”，为服务消费智能化转型夯实载体基础。加快人工智能与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融合创新，以标志性应用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加速具身智能等技术商业化落地，推动智能机器人走入餐饮、零售、康养等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广人机协同作业流程，培育智能增强型服务新范式。
三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快建设服务消费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跨行业、跨领域的数据壁垒，汇聚消费行为、服务流程等高质量数据。探索隐私计算等技术应用，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鼓励服务消费企业依托大数据分析，构建动态需求感知体系，以智能推荐等方式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推动服务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记者：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加快服务消费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坚持开放引领，不断增加高品质服务消费供给？
董超：近年来，我国持续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通过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借鉴先进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吸引专业服务人才，填补国内高品质服务消费供给短板。同时，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也有效激发了国内服务行业的创新动力，推动服务消费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但是，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等部分细分领域的开放仍有待深化，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隐性壁垒。在职业资格互认、服务标准衔接、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还有差距。跨境服务便利化机制尚不完善，影响国际优质服务资源的有效引入。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在完善市场准入方面，有序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用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缩减负面清单，为境外服务提供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在促进优势互补方面，深化中外服务资源对接合作。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国际先进医疗服务机构，提升高端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支持国际知名服务品牌在华设立首店、旗舰店，拓宽服务消费的跨境供给渠道，让广大消费者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服务体验。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继续扩大入境消费。推出更多优质入境旅游线路和服务，培育面向国际的教育、医疗、会展等市场，将我国打造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服务消费目的地。稳妥扩大免签政策覆盖面，优化入境消费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能够便捷地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完善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境外游客支付环境，提供多币种支付方式。
记者：扩大服务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领域协同发力。下一步应当从哪些领域突破，才能更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为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董超：服务消费既拉动生活性服务业增长，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涉及面广、联动性强，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服务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定实施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的综合性政策措施，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降低大病医疗支出风险，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
二是以政策支持降低服务消费成本。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加大对文旅基础设施、体育场馆等领域投入。优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用好服务消费券，重点投向文旅、体育、健康等服务消费领域，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服务消费领域。
三是以IP赋能丰富服务消费内容。IP是连接文化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具有强大的消费带动能力和市场转化潜力。支持地方打造城市文化IP和区域公共品牌，通过IP授权、联名合作、衍生品开发等方式延伸消费链条，让文化软实力真正转化为消费硬支撑。支持中华老字号守正创新，推动中华美食、中医药健康、文化旅游等传统优势服务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建立服务消费品牌认证制度，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四是以强化要素供给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瓶颈。强化土地、人才、数据等要素支持，为服务消费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允许存量商业用房、闲置厂房改建为服务消费基础设施，在土地用途变更、规划审批等方面提供便利。推动养老服务等领域人才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制度。加快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扩大智慧旅游、在线教育等服务消费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