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发展困境与政治僵局观察
郑春荣
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在欧洲各国中“一枝独秀”，这一方面得益于此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彰显出德国传统制造业与大量“隐形冠军”中小企业出口对经济复苏的拉动效能。但是，2019年以来，德国先后遭遇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冲击，叠加能源高成本、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滞后、财政制度约束等多重长期性矛盾，经济逐步陷入结构性危机。经济持续疲软引发普遍民生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乘机坐大，政府施政空间收窄，各类关键性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国内政治僵局进一步放大德国外交目标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深刻分析曾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增长失速的成因与衍生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国别视角加深对百年变局的认识。
一
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嘲讽德国为“欧洲病夫”，当时德国刚完成统一不久，面临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沉重的福利负担，经济陷入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困局，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出“2010议程”，实施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后，改革效应逐渐显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助推下，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的“经济明星”。然而，《经济学人》2023年再次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前后两次相同标签的背后，是德国截然不同的时代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与之前不同，德国近年来的经济病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经济连年萎缩与停滞。2023年、2024年德国经济连续下行，降幅分别为0.9%、0.5%，2025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各类机构预测2026年仍将维持停滞状态。从全球经济权重来看，德国经济体量相对份额在缩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由2019年的3.51%预计跌至2026年的2.88%。其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走弱。2015—2023年德国出口平均增速较2000—2015年回落约2/3，其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点由1.8降至0.8，2019年后则仅为0.3；更为严峻的是，2023年后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23—2025年增速依次为-1.4%、-2.1%、-0.9%。其三，国际竞争力下降。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德国从2020年居第17位跌至2026年第23位；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2020年第9位跌至2025年第11位。
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一度实现阶段性复苏，增长动能在后期逐步衰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最终陷入结构性疲软。图为2010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增速走势。 孙彤/制图
从外部看，德国之前经济长期繁荣有赖于三个有利因素：依托美国的安全保障，得以压缩国防开支，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向本土经济建设；依托俄罗斯稳定廉价的能源供给，得以有效控制工业成本，巩固出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得以持续拓展外贸渠道，释放高端制造产能。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自由贸易体系乃至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后，这些有利因素逐渐弱化。安全方面，美国战略重心加速由欧洲转向亚太，并以退出北约为筹码，要挟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扛起地区防务主要责任。为此，德国近年不断抬升防务支出，其占经济总量比例从本世纪最低时不到1.2%迅速提高到2026年2.69%，国内财政压力逐渐加大。能源方面，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21轮制裁，德国对俄能源脱钩，能源成本大幅攀升，2022年通胀率创下6.9%的阶段性高点。而美以伊冲突又对国际油气市场造成显著震荡，此前有所缓和的能源价格再度反弹，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市场方面，德国本土能源成本攀升，削弱产品市场竞争力，叠加政府推行“去风险”政策，收紧技术出口与外资审查，同时引导本土企业分散布局全球供应链与产能，给企业深耕海外市场造成困扰。
外部环境冲击加速德国经济下行，但本国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顽疾才是制约其增长的核心根源。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2026年春季经济景气报告》中指出，2019年至今德国经济增长疲软，深层症结在于内部结构性矛盾。一是传统制造业优势消退，产业结构转型滞后。工业部门受高能源价格、重税负、严苛监管的拖累，加之全球需求走弱、地缘矛盾激化冲击，工业产值连年下滑。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18年110点的高点回落至2024年6月的93.2点，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受损尤为突出。为规避本土高成本，大量企业选择向外转移产能，据调查，2021—2023年，规模50人以上企业产业外迁率达2.2%，主要迁往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工业绿色转型推进迟缓，以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为例，德国长期深耕内燃机技术，产业链、技术体系与商业模式高度绑定燃油车，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其纯电电动车产业发展步伐滞后。二是基础设施老化，长期投资缺位。数十年来，德国公共基建投入严重不足，电网、燃气、氢能管网及数字基建短板突出，难以适配能源转型与数字化需求，如德国光纤宽带覆盖率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行政审批流程冗杂，企业合规成本负担沉重。一方面欧盟监管细则持续扩容，另一方面德国过度加码落实欧盟法规，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尤以税务领域行政压力最为突出。近3年德国企业不得不新增32.5万个岗位以应对数据保护与各类法规带来的繁杂行政工作。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德国企业的行政审批是欧盟成员国中最烦琐的。四是劳动力供给缺口突出，岗位供需匹配效率走低。当前德国国内有超53万个专业岗位无人填补，大量企业招募承压，暴露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问题。据测算，2035年德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或将高达700万人。
二
德国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民众收入下降，加之政府对难民问题管控不力，治安与文化冲突等矛盾不断累积，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继而催化出执政联盟内部动荡、极右翼势力崛起、组阁与施政困难，德国政坛面临严重的政治僵局。
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20.8%的选票，一跃成为联邦议院第二大政党。近期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已跃居首位。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7月31日，民众在柏林市参加德国选择党州选举竞选活动。 视觉中国供图
经济萎靡引发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是民众对主流政党执政能力的信任流失。主流政党主导的政府在多重危机下难以出台、落地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即使政党轮替、政府更迭也未能扭转困境，各类社会经济矛盾不断积压，民众的包容度随之走低。2026年6月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政府执政仅一年，其民众满意度已跌至12%，创下该调查支持率的历史新低。二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扩张。2013年成立的德国选择党以疑欧主义为核心主张，在欧洲难民危机发酵背景下，主打移民难民牌，以强硬排外政策为显著特征，精准吸纳对政府移民治理成效不满的选民。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该党获得20.8%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二大政党。近期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已跃居首位。地方层面，其势头更为迅猛，在2024年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三是执政联盟稳定性弱化。主流政党对德国选择党采取“合作禁令”，但当前德国政党格局呈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碎片化特征，这套隔离民粹政党的“防火墙”机制，大幅抬高了组建稳定联合政府的门槛。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诞生史上首个联邦层级三党执政联盟，由社民党、绿党与自民党联合组阁，然而联盟内部政策分歧突出且公开内斗，最终导致联合政府提前垮台。在地方政坛，受德国选择党强势挤压，东部联邦州深陷组阁困境，三党联合执政已成常态。在图林根州，主流政党只能在左翼党的支持下才得以组建政府，这些执政党联合起来都无法掌握州议会多数席位，执政根基十分薄弱。
德国各执政党仅能形成有限的改革共识，深层掣肘主要存在于两方面。其一，政党固有理念分歧，致使全局性重大改革难以落地。整体来看，偏中右翼的联盟党政策重心落在国土安全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左翼社民党则将社会公平作为核心诉求。在财税领域，联盟党主张面向居民与企业实施减税，继续恪守财政纪律、抵制扩大政府债务；社民党则提议上调高收入群体税率、开征财产税，并主张放宽“债务刹车”机制的约束。在社会福利领域，联盟党认为现行福利体系难以为继，主张发展资本积累式私人养老保障、延长每周工作时间；社民党则力推全民保险制度，坚决反对削减现有福利保障。在此对立格局下，联盟党与社民党仅能通过艰难折中让步达成妥协，许多亟待推进的关键性改革被拆分为零碎的局部调整，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其二，联合政府的运作模式，阻碍理性协商与有效妥协。此前三党联盟因政党间冲突频发、公开论战不休而提前破裂，基于这一前车之鉴，当前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与社民党宣称将吸取教训，开展互信、务实的建设性合作。但从实际施政表现来看，两党频繁对外公开政策分歧，给民众留下深刻负面印象。其根源主要是各执政党派希望通过凸显自身在核心政策主张上寸步不让的立场，把政策妥协失败的责任归于对方，以此扭转持续走低的民意支持率。此举不仅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更消解了联合执政赖以存续的互信基础与协作环境。
三
德国长期谋求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现任美国政府奉行“新门罗主义”，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以及地缘冲突重回欧洲大陆的背景下，德国逐步打破长期以来的军事克制传统，推动外交与安全战略转向，试图用对抗思维、贸易保护、强权政治来应对百年变局的重大挑战。
实现安全政策转向，财政约束愈发突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把俄罗斯确定为欧洲首要安全威胁，其长期秉持的合作式欧洲安全观，全面转向以防御、威慑为核心的对抗性安全理念。其安全战略路径是以强化北约“欧洲支柱”为核心，在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推进欧洲自主防务建设。为此，配套落地多项安全政策调整：向乌克兰输送重型军备、在立陶宛部署常驻军队；修改“债务刹车”机制，设立专项国防基金，并把国防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部分豁免于该机制约束；今年4月，德国发布二战结束以来的首份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但随着冲突影响持续发酵，对经济的多重反噬效应逐渐显现。比如，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而国防开支急剧扩张挤占民生、产业发展刚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特别不利；多年来低负债的财政政策优势消失，财政的可持续性承压，有的评级机构已经预警，德国的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等等。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平衡国防投入、民生保障与科创投资，将成为德国难以回避的严峻考验。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摇摆不定。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越发将历史上促成经济繁荣的相互合作关系视作单方面的战略依附，并为此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配合落实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化全方位“去风险”政策。作为出口大国，德国依然主张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例如在中欧电动汽车争端上，反对加征关税，支持协商达成最低限价解决方案；在欧盟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问题上，批评欧盟委员会计划推出的“欧盟制造”最低比例门槛，认为保护主义将妨碍欧洲企业获取全球尖端技术，并促使外资撤离欧盟。但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制造业竞争压力不断上升，其国内呼吁对外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声音开始增大，对欧盟出台更多贸易保护工具转为支持态度，通过主动抬高博弈筹码，达成保护主义和内病外治的目的。
主动参与大国博弈，但其力量与现实存在明显差距。德国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大国政治阶段，欧洲必须善用强权政治逻辑。为避免沦为大国博弈棋子，德国谋求担当领导型中等强国，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中等强国的行动协同，并在经贸、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拓展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例如积极推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等的自贸协定落地。但外交成效不及预期，最典型的体现是，在2026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中，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种种态势显示，德国不再安于现有国际体系参与者身份，意欲依托本国利益与价值观重塑国际秩序。不过现任德国政府践行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平衡好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当前，德国处在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改革也来到了攻坚的关口。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摒弃党派分歧、凝聚国内共识，用外部竞争倒逼国内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顽瘴痼疾，同时统筹平衡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利益，坚守并维护多边合作体系，为经济复苏与长期向好构筑稳固的外部环境。现任德国政府能否推动经济尽快走出长期低迷，不仅关系本届政府的执政存续，更将深刻影响德国未来政局走向，同时关乎身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能否引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并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