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挤压论”的荒谬性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部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评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0日回应指出，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所谓“中国挤压论”与此前的“债务陷阱论”、“产能过剩论”一脉相承，是又一套披着学术外衣、服务对华遏制的对华新叙事。这一错误论调包含三重逻辑谬误：一是片面将劳动力要素与出口份额机械挂钩。“中国挤压论”刻意建立一套绝对化的错误标准，强行要求各国制造业出口份额，必须与本国低技能劳动力规模相匹配。按照这一逻辑，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天然应占据更多制造业份额，若未达预期，便是被中国“挤占”。然而，劳动力成本只是制造业起步的基础性条件之一，由基础设施、能源供给、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共同构成的综合能力，才是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关键支撑。不少拥有充裕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迟迟难以实现工业化跃升，既受制于不合理的全球分工体系这一外部约束，也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制度成本偏高等内部条件制约，难以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制造业竞争力。无视各国发展条件的现实差异，仅凭劳动力规模倒推“应有份额”，再将落差简单归因于中国竞争，本质上是用错误的衡量标准强行推导预设结论。
二是固守所谓“中国多占一份，别国就必然少得一份”的错误逻辑，这种思维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互补价值，认定中国制造业规模扩张，就会“挤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机械设备、工业零部件等产品，很多并非对当地产业的替代，而是帮助当地企业降本增效、扩大产能、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生产条件。世界银行2025年发布的埃塞俄比亚制造业发展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显著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与产能利用率，是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受益尤为明显。只算市场份额的表面账、不算产业分工的共赢账，是用零和思维曲解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规律。
三是颠倒历史因果，虚构“中国挡路”的错误叙事。在这一叙事中，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并实现产业升级，随后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部梯度转移，后发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便可循此路径实现工业化。该论调据此指责中国停滞挤占中低端赛道、阻碍后发国家工业化。然而稍作审视便知，这一图景对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不过是海市蜃楼。早在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前，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就已被锁定在西方主导构建的“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之中，长期固化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分工位置，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和工业化的目标。带有附加政治条件的融资安排、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等，从根本上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即便少数经济体在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跻身工业化行列，其关键产业和金融体系也往往受到外部力量的钳制，所谓发展自主权，不过是一纸空谈。无视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甩锅中国“挤压”，本质上是颠倒因果、转移视线。
事实胜于雄辩。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彼此赋能的共生关系。中国的发展，是做大了全球发展的蛋糕，而不是挤压了谁的空间。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带有特定政治算计的“中国挤压论”叙事，既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更不可能得到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认同。
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地区安全隐忧持续凸显
近日，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警惕。
一是企图从架构上助推“再军事化”。据日本《朝日新闻》8月18日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财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等3个部门。报道称，“如此迅速地扩张组织架构实属罕见”。此次计划新设三局，并非单纯机构数量上的扩充，而是着眼于体制架构重塑，对日本现行防卫行政体系开展功能性改革，其核心目标在于补齐防卫省高层级专职统筹力量的短板。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保政策中的定位发生质变，日本意图将其打造为 “长期国家职能”。日本虽仍维持“专守防卫”的法律表述，但行政层面已将集体自卫权、对外军事合作日常化、制度化，“专守防卫”的实质边界正不断被突破。
二是防卫年度预算再创新高。据共同社、《东京新闻》等多家日媒8月19日报道，依据日本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要求预计列入约8.9万亿日元（1000日元约合42.35元人民币）。由于包括“事项要求”在内的相关项目超过150项，日本防卫年度预算预计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下新高，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刊发文章，批评防卫预算暴涨已经突破战后防卫政策护栏。
三是大力发展进攻型力量。日媒报道进一步称，日本防卫省正推进研发可搭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VLS）。水中发射型导弹设想搭载在潜艇和无人潜艇上。作为反击能力的一环，防卫省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购买海外制导弹，以尽早获取所谓“反击能力”。军事专家认为，这已明显突破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底线，属于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应持有的进攻性军力。
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构成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更大警惕。日方必须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超22万民众联署请愿，加拿大民间释放对美干涉内政强烈不满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18日，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这份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其涉嫌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向美方提出交涉，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日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2万人。《多伦多太阳报》等加拿大媒体称，这项请愿已成为加国会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这场请愿浪潮表面针对皮特·胡克斯特拉个人，实则是加拿大民众对美方长期无视其主权尊严的集中反弹。干涉内政、关税施压、主权威胁、挤压战略空间，美方在“美国优先”旗帜下对盟友的步步紧逼，正在严重透支两国关系的民意根基。
天然气库存跌至新低，欧洲能源安全短板再度暴露
当地时间8月18日，国际大宗商品信息网站标普全球援引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最新数据称，由于持续的供应中断与价格逆风，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洲天然气储备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焦点与核心隐患。”据彭博社报道，欧洲或将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能源供应难题。俄乌冲突爆发引发欧洲严重的能源供应紧缩与价格飙升，政府和能源行业投入创纪录资金补充库存，仍令欧洲记忆犹新。美国能源的昂贵价格以及对俄罗斯的能源限制政策，令欧洲在今年冬季来临前构建充足天然气储备变得十分艰难。
供应中断是危机的直接推手。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近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受美以伊冲突影响，海峡通行受阻，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外运遭到严重冲击。卡塔尔也在7月份暂停了迅速提高产量的努力，导致大量的交付计划被取消。持续数月的供应危机迫使欧洲买家与亚洲买家在购买剩余液化天然气货源时陷入了白热化残酷竞争。
在替代供应来源方面欧洲也面临不乐观的前景。随着欧盟计划实施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即将生效，从明年起为欧洲寻找额外供应来源将变得更加困难。目前欧盟仍在大规模进口俄天然气，相比之下，其他供应国的能源价格远高于俄罗斯。据德国《柏林日报》报道，近期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价格约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两倍。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储能困境已迫在眉睫。德国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欧洲必须将其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增加一倍以上，才能在冬季到来前补足目前仅半满的天然气储备设施。面对迫在眉睫的供应危机，欧洲各国政府在是否进行政策干预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使本就复杂的能源政策雪上加霜。
分析人士认为，从抗风险能力来看，欧洲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并非取暖能源绝对不足，而是高价格与财政紧张叠加所带来的系统性压力。欧洲各国政府预算日益紧张，对电力、供暖及人员的补贴能力持续下降，财政不足使潜在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风险持续累积
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日对此发表声明说，美国债务在10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资产价格将缩水并随着资产抛售进一步下跌。银行贷款意愿将降低，实体经济会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债务论坛创始人迈克尔·多尔利说，债务是影响美国长期经济实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一问题被明目张胆地隐藏起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美债市场流动性脆弱性攀升，会放大跨市场风险共振，局部金融波动极易向全球扩散，持续削弱全球金融体系自我修复能力。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巨额美债已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源头。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将自身财政失衡成本向外转嫁，既压制全球经济复苏，又持续撕裂现有国际金融秩序。长期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结构性矛盾将因美国财政风险而持续累积。
（以上信息综合自外交部网站、商务部网站、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