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专访
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对于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王一鸣进行了专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前,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布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王一鸣: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格局,以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动态平衡。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为快速提升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动能和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我国经济发展向内需为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国内大循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客观上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同时,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大进大出”的条件难以持续。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当前,党中央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强化国内大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既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主动求变。
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最大网络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
另一方面,国际大循环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当前,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冲突跌宕起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升温,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反观我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做强国内大循环,绝非被动防御,而是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认识到,做强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要在夯实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基础上,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记者:国内大循环能否实现畅通,主要看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总体匹配、协同联动。当前,我国供给和需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如何打通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卡点堵点,推动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王一鸣:刚刚我们谈到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在供给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5.4%和5.2%,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增势更为强劲;在需求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整体走势明显弱于供给端。
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供给和需求不仅要在总量和结构上平衡,而且要在动态上平衡。供强需弱实际上是供需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表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从总量上看,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从结构上看,供需结构不适配依然存在,供给体系不能及时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此外,供强需弱矛盾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供强需弱的主要成因。
供强需弱是我国经济阶段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关系历经多轮变化,经济政策也在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之间相机抉择。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不仅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是引发需求扩张放缓的基础性因素;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进而抑制居民部门消费需求扩张;地方政府债务逐步积累,偿债压力不断增大,抑制投资需求扩张。这些因素使得有效需求扩张速度跟不上供给扩张速度,需求侧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条件。
供强需弱的形成也与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模式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我国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明显向生产领域倾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转向,发展模式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需求拉动转变,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积累的同时,居民消费面临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硬约束”,最终形成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

数据交易中心是促进数据流通交易、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要主体,是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有力支撑。图为2026年6月4日,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内拍摄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总的来看,破解供强需弱矛盾,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既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构建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也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的卡点堵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记者:更深一层观察,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如何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难点,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高效配置?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图为当日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蓝箭航天供图
王一鸣: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核心在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进一步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从2018年版的151项压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完善,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彰显。然而,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制度规则衔接不畅或执行偏差、要素资源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内卷式”竞争时有发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等问题。这些卡点堵点既是“成长中的烦恼”,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涉及央地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持续发力。
一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准入。同时,健全公平市场准入监管机制,完善公平市场准入的法治环境。
二是依法依规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治理“内卷式”竞争,要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拼科技创新、产品与服务质量。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市场动态出清。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规范企业竞争行为,有效遏制低价无序竞争。
三是规范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加快推动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及相关实施条例修订工作。落实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健全招标投标交易壁垒投诉、处理、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采购平台体系,加快完善电子招标采购制度规则、技术标准。
四是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依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防止招商引资过度竞争行为。
记者: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关键引擎。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持久动能?
王一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强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国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当今全球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是我国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研发投入、科研队伍规模均居世界前列,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对经济循环形成瓶颈制约。例如,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重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偏少,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与前沿科技高度匹配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尚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牢固,在创新决策、资源分配和成果转化中的话语权仍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科技投入、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交织的结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科技创新的原始创新导向。当前,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迫切要求我们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蕴含的巨大价值,只有转化为产品,落到产业发展上,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围绕产业发展全局和产业创新的重大需求部署科技创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重要举措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记者:做强国内大循环,客观上要求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如何通过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王一鸣: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是做强国内大循环、扩宽国际循环回旋空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产业链本地化程度提高,但部分产业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对外依赖度较高,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力也不足,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迫切要求补链强链,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快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形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有的国家内顾倾向明显,搞所谓的“脱钩断链”,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越是依赖对国外的中间品贸易。因此,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并不是要关起门来什么都自己做,而是要在安全性与竞争力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做强国内大循环,要深刻把握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的发展态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推进产业链补链强链,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依托龙头企业提升产业链本土化水平,增强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高级化,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推进数智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智改数转网联”改造,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