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以伊冲突看全球能源格局之变
赵宏图 陈文林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引爆全球新一轮能源危机，能源安全越发成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优先选项，发展清洁能源被视为保障能源安全、降低对外依赖的重要路径，俄乌冲突后出现放缓趋势的全球能源转型迎来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国际能源力量对比加速演进，全球油气话语权此消彼长，积极拥抱能源转型的经济体或将在未来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
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变乱交织，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美国关税战及美欧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能源制裁等，令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进入“能源不安全时期”。特别是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前所未有”的能源产区供应中断，能源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全球能源发展逻辑与格局加速调整。
从能源政策目标和发展逻辑看，安全要素日益凸显。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多国出现供应短缺和油价上涨，促使能源安全问题重回决策中心。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紧迫威胁和长期风险将能源问题提升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各国都把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视为头等大事。在亚洲，多国采取应急措施，如强推居家办公、实施燃油配给、对工业用户限产等，以维持经济运转和社会稳定。韩国全面实施石油最高限价制度，印度下调汽柴油消费税，菲律宾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在欧洲，多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部分国家公开呼吁放宽排放政策，意大利、德国等放缓煤电退出进程，英国通过经济补偿引导用户在需求高峰减少用电。被誉为全球“能源界达沃斯”的美国剑桥能源周，今年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能源安全议题的回归，核心词由前几届的“能源转型”变为“能源安全”，反映出发展逻辑从“效率成本优先”向“安全韧性为主”的转变。
从能源权力对比来看，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中东产油国和油气关键通道，导致传统能源权力格局再洗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能源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大幅下滑，欧盟付出惨重的能源和经济代价，美国能源话语权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东、拉美等油气出口国不同程度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美以伊冲突中，能源危机的“震中”发生转移。从买方看，亚洲消费国受冲击最重，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制造业备受打击，面临通胀高企、经济降速风险。欧洲多数国家亦受冲击，工业体系运转艰难。从卖方看，中东产油国产能和出口受损，阿联酋的退出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影响力进一步削弱，中东油气话语权大打折扣。因能源制裁放松和油价上涨，俄罗斯成为新的受益者，拉美地区产能增势强劲。美国油气出口份额和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强化，但危机也加速了石油“去美元化”进程。
从新旧能源转换来看，此次冲突为国际能源转型带来新机遇。俄乌冲突后，美欧出现“绿色倒退”，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推翻前任政府的“绿色新政”，使之前在碳中和行动中高歌猛进的国际能源转型有所放缓。美以伊冲突促使多国重新审视对化石能源及运输通道的依赖，加速了能源转型步伐。如越南、印度连续出台政策，加大光伏等绿色能源发展力度；韩国表示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重要契机；欧盟委员会公布“加速欧盟”一揽子行动方案，提出将加快各成员国电气化进程，加强电网系统建设。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预测，这轮危机将加速世界可再生能源、核能及电动汽车等的发展。
二
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是推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直接诱因。从深层次看，全球能源格局重塑既是近年来地缘冲突频发背景下国际能源“政治化”、“安全化”的延续，也是国际能源治理难以适配当前挑战的结果。
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演变为一场历史性的能源产区供应危机，通过产业链、通胀预期等多重传导渠道，不断侵蚀全球经济增长根基。全球能源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从过去以“效率”和“成本”为核心的全球化能源供应体系，加速向以“安全”和“韧性”为导向的区域化、多元化体系转变。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5月2日，部分油轮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的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海域。 视觉中国供图
地缘博弈加深能源问题“政治化”趋势，是能源领域面临的时代之变。当前，能源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地缘政治目标裹挟，能源供应链全球化趋势受挫，转而向“政治化”、“阵营化”加速重构。俄乌冲突后，能源自由贸易严重受阻，催生“政治联盟”内交易、“安全可靠”交易，促使多国能源自主意识觉醒，资源能源产供链本地化与区域化趋势明显上升。现任美国政府强推“能源主导”和能源武器化，将化石能源、运输通道、能源金融等领域政策与地缘战略全方位绑定，力促清洁能源“去中国化”，持续强化对俄罗斯等产油国的能源制裁，严重恶化国际能源安全环境。美以伊冲突推动能源“政治化”问题又一次集中爆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油气关键运输通道成为打击和反制对手的关键武器，强化能源的安全属性，推动全球能源贸易版图进一步“阵营化”、“区域化”，美欧能源纽带持续强化，俄罗斯油气出口进一步“东移”、“南进”。
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失序，是能源变局加速演进的“催化剂”。近年来，国际能源秩序动荡不定，现有应对机制严重失位、失效，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危机蔓延、加剧了各方能源权力之争。二战后美国长期将维护石油全球自由流动和市场稳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但随着“页岩革命”成功及自身霸权衰落，美国将能源优势当成外交筹码和地缘武器，构建“小圈子”式能源联盟，严重破坏传统能源治理机构效能。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将能源战略全面地缘政治化，将其作为延缓霸权衰落的重要工具，2026年初军事介入委内瑞拉，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导致油气价格反复高位震荡，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动乱之源”。现有国际能源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新变化新挑战，对能源危机无实质性作为，不仅不能反映多数国家的诉求，而且对部分国家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缺乏有效治理，对数智时代下能源技术发展伴生的风险缺乏有效防范举措，对能源武器化、“阵营化”更是无能为力。
能源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进程也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和反复。一是能源转型进退之变。俄乌冲突后，在能源危机和经济失速压力下，欧洲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的绿党式微，右翼和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倾向于放缓能源转型步伐、放宽对传统行业的绿色限制，导致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扶持力度明显减弱，英国石油公司等能源巨头随之压缩绿色投资。现任美国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放缓能源转型步伐。与之相对，亚太地区清洁能源战略持续推进，绿色经济快速增长，亚洲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总量的近六成，正成为能源转型的新重心。二是石油与电力之争。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等推动下，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持续上升。部分新兴经济体坚定走电气化和清洁发展之路，电气化水平领先，正逐渐成为“电力国家”。现任美国政府固守高碳发展道路，加速化石能源开发和出口，强化以煤炭、天然气、核能等支撑电网运行，试图以巩固化石能源优势、扩展全球能源霸权之路，与电气化、清洁化道路抗衡。三是转型与安全之困。欧盟等经济体对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日益焦虑，加大清洁能源供应链“降依赖”、“去风险”，导致其清洁能源发展成本和难度提升，陷入既希望推动能源转型又要求减少对外战略依赖的两难困境，贻误能源转型良机。
三
从长期来看，全球能源低碳化和电气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受逆全球化、大国竞争、地缘冲突、能源供需变化及转型历史规律等因素影响，未来全球能源发展及格局演变呈现新的特征。
传统能源供需格局“西移东进”，电力占比持续上升。历史经验表明，能源转型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油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能源署甚至预测全球油气需求或持续增长至2050年。同时，在国际能源“政治化”、“安全化”背景下，围绕油气展开的地缘博弈将加速全球能源格局演变。其一，油气供给重心加速“西移”。未来中东产油国地位或持续下滑。中东地区动乱频发、对外资限制多，各国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极力寻求对中东油气来源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路线的替代；欧佩克内部裂痕加深，调控油价的能力明显削弱。俄罗斯在全球油气格局中地位恐难回到俄乌冲突前。尽管美以伊冲突给俄带来一定利好，但国际能源“阵营化”、“区域化”趋势将长期存在，美欧解除能源制裁希望渺茫，俄能源长期投资与建设阻力重重。美洲国家在全球油气市场地位持续上升。一方面，美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现任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化石能源开发和出口，其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主导权将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巴西、圭亚那等拉美产油国强势崛起，凭借其大量新开发油气资源和宽松投资环境，油气产量持续上升，到2030年有望成为非欧佩克关键油气供应力量。其二，消费中心持续“东进”。新兴经济体市场成为增长核心，需求重心持续向亚洲转移。瑞银预测新兴经济体市场人口增长快速、经济发展诉求强烈，将支撑未来数年的石油消费增长。尤其是中国、印度、东南亚将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在传统能源格局中地位上升。壳牌预测，到2050年，南亚、东南亚地区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将占全球总进口量约40%。其三，“电力国家”将加速崛起。未来5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会加速增长，全球电力建设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随着亚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在全球新增用电中占比将持续上升。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新兴经济体新增电力消费量将占全球新增总量的近80%。不过，人工智能耗电猛增加剧供需失衡，加之极端天气、地缘局势紧张、贸易摩擦等新旧风险叠加，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电力危机的概率同步显著增大。
当前，新能源发展势头呈现“西降东升”态势，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相对增大。其一，美欧新能源先发优势未充分发挥。因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反复与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美欧新能源产业本土制造能力弱，项目落地实施慢，尽管其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绝对值仍在增长，但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占比将呈现下降趋势。其二，新兴经济体在新能源发展中的优势将进一步放大。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中国、印度、巴西正成为新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从地区看，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重心持续向亚洲倾斜，亚洲2024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在全球的占比超65%。美以伊冲突后，亚洲能源转型意愿更加强烈，相关政策更容易落地，清洁能源增长潜力进一步增大。其三，关键矿产资源国话语权显著上升。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需求大幅增加，相关市场与战略竞争加剧，印尼、澳大利亚、刚果（金）、拉美“锂三角”（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等富矿地区和国家，利用新一轮关键矿产价格上涨周期加大资源控制、推动产业升级，在未来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未来全球能源格局已非传统意义的“资源为王”，能源话语权的要素正不断丰富，掌握转型相关技术、金融、规则等话语权的国家将获得更大影响力。基于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多元化绿色治理体系将加速崛起，有望打破“小圈子”集团化、地缘政治驱动的传统能源治理模式。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各方力量重组，新旧风险交织，能源安全在可预见的将来始终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际社会应携手消弭冲突，反对能源“政治化”、“安全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