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传统的美学根脉与时代回响
刘成纪
今年年初，全国首个以梯田生态为载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平台——“元阳千年哈尼梯田心理学自然疗法示范地”在云南元阳正式启动。循着田埂走一圈、躬身插一次秧、听一夜蛙鸣，被作为疗愈课程的特色内容。无独有偶，近年有些城市青年辞别写字楼，扎进浙南、闽北、黔东南古村落做起“新农人”，把废弃牛栏改成陶艺工坊，把梯田旧舍改成民宿，把祖辈的桑麻之事剪辑成短视频里的“中式慢生活”。这些看似零散的现象，其实共同指向一个深层追问：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感官经验、城镇化持续稀释故乡感的今天，何以越来越多人回望土地和乡村？
答案显然不止于经济账，更触及审美与精神层面。中国农耕传统起源于万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实际上，农耕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使中华美学始终带着泥土的厚重与天地的清远，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感受美好、安顿身心。
这种深植于农耕传统的审美取向，首先体现为牢固的人地关系。先秦时期，《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正是在讲人与土地之间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近代以来，更多学者关注到农业生产与土地形成的独特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人地关系是农耕社会奠基性的关系。对于农民而言，无论将土地作为劳动对象还是生存资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土地的制约。比较而言，工商业生产是流动的，其财产具有便携性；农业生产则固着于土地，决定了农民安土重迁。农业生产在人与土地之间形成的这种关联，孕育了中国人极为稳固的家国情感。人对土地的依附和对家乡的爱是一体的，爱国主义是这种乡土情感的放大形式，其艺术表现则是对故乡、自然的赞美和眷恋。原乡、田畴、桑麻、鸡鸣、炊烟，由此成为中国人最本真的精神图景。
这一精神图景饱含着生命气息，因为农业生产主要是和自然界打交道，万物的生长使中国人以全然的生命态度看待土地、看待自然。《说文解字》释“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释“生”，“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意谓“土”是能够孕育生命的土，“生”是来自土地的生。古人还进一步认识到，生命虽然构成土地最本质的属性，但却并非为土地所专有，而是来自天地自然的整体化育。生生不息是天地共有的盛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地之间，有化生万物的生命之气在其中流动充盈。简言之，中国农耕传统促进生成了一种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宇宙观，生命本质被视为万物的普遍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美的认识从来不限于自然界中具体的生命之物，而是将整个宇宙都生命化了；对美的欣赏也从来不止于事物的外观，而是深入到万物内在的生命律动。
由这生命律动所开显的，便是自然的本色之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崇自然美，将天然而非人工作为美的最高形式。所谓“自然”就是自是，即一个事物是它本身，这意味着一朵从泥土中自然长出的花朵比人工制作的塑料花更美。李白诗云，“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均是强调源于自然的原真和本色之美。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对土地和自然无条件的钦敬和感恩意识作先导，便不会有对其审美价值的全面肯定。而之所以说这种美是无限多元而生动的，则是因为中国人理解的自然不是机械死寂的，而是有内在生命活力在其中不断涌现的。这样，自然长出的花朵不仅比人工花朵更美，且它们本身又会因为具有不同的生命特质而各不相同、各美其美。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中，从来不会有两朵相同的花，它们的美永远是非重复的，由此合成的自然之美必然因其生命而活跃，因其非重复性而无限多元。南朝文学家丘迟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在描绘这种充分活态化的乡村景观。总而言之，自然界的草木枯荣、花朵开谢、春播秋收，使中国人形成感性的时间观念；乡居、田园、村落、远山，使中国人形成感性的空间观念。无疑，这种时空观念不是现代抽象和数字化的机械表、日历、地图等所能给予的。
由农耕传统浸润而成的感性时空观念，又进一步孕育了以乡村田园为主题的艺术传统。古人对艺术和美的认识奠基于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说文解字》释“艺”，“艺，种也”；释“种”，“种，艺也”。这种对“艺”和“种”的互文性解释，就可以说明古人对“艺”的认识是奠基于农业种植的，或者说农业种植本身就是艺术。与此相应，《说文解字》释“美”，“美，甘也。从羊，从大”，则说明古人对美的认识有家畜饲养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古人不断将乡村劳动之艺向精神层面提升，如清代学者段玉裁释“六艺”，“周时六艺，字盖亦作埶。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埶也”，点明六艺是后天修习涵养出来的身心技艺，儒者耕耘自身就如同农民耕耘土地。这种说法，明显将农民的物质性种植活动向精神层面引申了。此后则进而形成了以农业、乡村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体系。像中国诗歌里的农事、田园诗，绘画里的山水、花鸟画，建筑里的别业、园林，大多以自然性的乡村为表现对象。数千年来，“桃花源”与“田园梦”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之深植人心，端赖以农耕为教的美育传统。在古代中国社会，审美和艺术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一体的，总体上被称为文教，主要包括诗教、礼教和乐教三大类型。古人认为，在这三大教育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根本的教育，这就是农耕之教，没有什么比“务农”本身更能培养出人良好的心性。《吕氏春秋》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意思就是说，种地的价值不仅在于多打粮食，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出人良好的心志。基于这种对劳动价值的认识，至少自西周始，历代统治者多会率领百官乃至庶民在春耕之前举行籍田礼，这既是在劝农，也是在为社会树立价值导向。从美学角度看，中国传统诗教、礼教和乐教均具有美育性质，但真正使这种教育落地的是农耕劳动。它使美育不止于乡村景观欣赏的表层，而是深植于对泥土、植物等内在本质的体认中，从而使美更深邃，相应使美育更具精神深度。农耕作为教育，这一过程必然是艰辛的，但这种艰辛却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生活的理解，体会到一蔬一饭的来之不易。
诚然，中国农耕传统长期依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宗法秩序，孕育了相对封闭和固化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但这些深植于农耕传统的美学禀赋，对安顿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有助于在流动时代锚定精神坐标。现代工业生产所要求的人口流动，曾使农耕传统被视为“落后”的羁绊，但在人口高度流动的当下，土地的非移动性恰恰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它把人对一草一木、一井一桑的眷恋升华为对家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使家国情怀在朴素的乡土感受中扎下根脉。二是有助于克服孤独感与异乡感。在原乡生活中，人与自然是共在共生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是可共感共情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现代媒介长期以图像介入人与世界关系的今天，这种将自然视为有生命、有情感、可与之对话的“你”而非可供支配的“它”的观念，能够使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两两相契中获得精神慰藉。三是有助于抵御感官钝化与空虚感。当代工业和信息社会注重秩序与效率，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感官迟钝，数字化生存又把人进一步抛入虚拟与抽象，使感官经验日趋单薄扁平。回到农耕文明那种活态的、可触摸的、与身体相连的感性时空，对于抵御现代人感官钝化、重建丰盈而有质感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四是有助于补益当代教育结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把美育、劳动与生活教育深度融合的传统，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它提示我们，真正的美育不能凌空蹈虚，而应在与土地、劳动、节令的真实关系中展开，从而让审美感受力的养成与对自然节律的体认、对劳动艰辛的体察相互贯通。唯有如此，美育方能避免沦为浮面的趣味装饰，具有更坚实的现实感与精神深度。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形成的农耕传统展现出远远超出物质之外的多元价值面向。如今，现代农业技术已逐步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现代传播技术已逐步使我国农村生活解决了信息闭塞问题。可以认为，在城乡经济和社会资源能够逐步实现平等这一新的界面上，乡村的美学优势将成为对选择乡居者额外的馈赠。目前，我国农村的许多外出务工者已开始返乡创业，不少城市青年也将乡居生活作为时尚。这种新趋势表明，在城乡之间，中国农耕传统的价值已经开始被重新发现和唤醒。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不仅在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之外别开了一种生面，而且它蕴含的美学价值是指向未来的。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