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制造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建议》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向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本期“关注”栏目围绕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体现在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什么能构筑先进制造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如何理解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等主题，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研究阐释，供读者参考。
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体现在哪
◎ 李宏伟
先进制造业是创新活动最密集、创新成果最丰富、创新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战略任务之间的关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具有重大意义，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一、理解把握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
先进制造业是将科技创新技术、先进管理模式等融入生产过程，具有生产方式先进、附加价值高、高生产率水平的制造业形态，是制造业体系中技术领先、产品关键、战略作用突出的核心组成部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创新发展为根本动力，以“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为战略属性，优化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形成有机联系、协同发展的产业有机整体，其本质是产业发展方式的系统性跃升，是以现代理念、现代技术和现代组织方式重塑产业体系。总体来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产业体系的运行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决定着整个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成色。强化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举措。
先进制造业是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的主要力量。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主要表现在产业门类齐备、链条贯通，形成上下游配套完善、一二三产协同联动的有机产业生态。先进制造业居于从技术创新到产品转化的核心位置，发挥着产业体系的“工业母机”作用，为其他部门提供制造机器的机器、生产原料的原料，具有强大的关联效应和要素整合能力，能够拉动高端材料、精密仪器、能源动力等基础产业技术迭代，牵引研发设计、运维服务、供应链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先进制造环节不强，其他产业环节的发展动力和关键产品供给就可能受阻，整个链条便难以畅通循环。要保持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根本前提是具备独立完整的制造能力，先进制造业既是制造业中技术门槛最高、发展难度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产业体系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缺少先进的制造门类作支撑，产业体系所谓的完整只能是低水平的、不可靠的完整。先进制造业还是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等，既依赖于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也源自先进制造业不断催生的融合发展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进制造业不仅是产业体系完整性的有力支撑，更是决定这一完整性的“含金量”的关键所在。
先进制造业是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性的主导因素。产业体系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技术含量高、生产效率高、价值创造能力强，能够引领和带动全球技术和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在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中发挥着“火车头”作用。任何科技创新，从基础原理到实验室样品再到规模化量产，最终都要经由制造环节的检验与落地。先进制造业是最先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部门，进而向其他产业部门渗透扩散。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能力支撑，再前沿的科技突破也只能停留在论文和专利阶段，无法转化为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进步的现实生产力。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看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先进制造业是生产技术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也是产业体系生产效率提升的核心杠杆，通过智能化改造、精细化管理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带动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部门同步提升效率。先进制造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引擎，不仅自身创造高附加值，还通过关联带动效应，推动试验认证、品牌营销、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牵引整个产业体系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先进制造业是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性的重要基石。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集中体现在关键环节不受制于人，产业整体运行自主可控，在面临外部冲击和极端考验时仍能保持运转。先进制造业是产业自主的根本，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提升产业体系的韧性和安全水平，首要任务是突破制造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要产品和装备的自主可控。制造环节的自主化程度，直接标定着整个产业体系的安全底线。先进制造业是抵御冲击的“压舱石”，产业体系面对的风险，既有逆全球化带来的断供脱钩风险，也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先进制造业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在极端情况下能否快速组织急需物资生产、能否迅速找到替代方案、能否有效稳定经济运行。强大的制造能力，本身就是抗风险能力，就是产业韧性的根本来源。在国际产业竞争中，谁掌握先进制造业更多更强，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二、发挥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的主要标志
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是否发挥以及发挥的程度，主要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只有在这三个维度上都体现出质的提升，先进制造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作用才可视为得到充分发挥。
掌握关键技术与重要环节，构筑产业体系完整性的硬基座。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在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上表现为：一是关键能力具备。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基础在于核心技术、基础工艺和关键装备上具备自主供给的能力，而不依赖外部输入。只有通过先进制造业持续的技术开发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使产业体系拥有内生的关键能力。二是关键环节齐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不能有致命的断点和缺环。先进制造业的作用在于，确保从原材料加工、零部件制造到整机组装、成套设备交付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高水平的本土配套，使得产业体系运转不会因某一环节缺失而导致瘫痪。三是产业间连接协同高效。完整性不是各产业门类的简单加总，而是各类产业间要形成有机联动。先进制造业作为技术转化和实物生产的枢纽，与其他产业广泛连接、深度协同，使产业体系形成高效运转的整体网络。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我国已构建起覆盖电池材料、驱动电机、功率半导体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动力电池技术和电控系统核心器件均已实现高水平的自主供给。从上游锂钴资源提炼、正负极材料和隔膜电解液生产，到中游电池包与电机电控制造，再到下游整车生产和充电设施运营，每一个关键环节均在国内形成完备布局。整车企业在材料攻关、产品创新、服务延伸等过程中，与电子、能源、纺织、云计算等众多产业部门紧密连接为高效协同的有机整体，有效强化了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策源创新突破与效率提升，锻造产业体系先进性的主引擎。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在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上表现为：一是自身技术含量持续跃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首先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技术密集程度。先进制造业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迭代，不断突破技术前沿和产品性能上限，推动产业体系在先进性维度上能够有突出表现。二是对其他产业形成技术外溢。先进制造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自身，更体现在将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先进管理方式向其他部门扩散。这种扩散效应使得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都能获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三是推动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先进制造业通过创造新供给、催生新需求，带动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壮大，推动产业体系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实现结构层级的整体跃升。在农业领域，先进制造业提供的智能农机、精准灌溉设备、农业无人机和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等，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比如，新疆棉花主产区大规模应用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拖拉机，播种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作业效率提升超过30%。在服务业领域，先进制造业提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系统，使仓储物流、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实现了效率革命。比如，京东物流的智能仓储系统，通过密集存储和高速拣选，使仓库存储密度提升3倍以上，订单拣选效率提升3-5倍。先进制造业重塑生产函数与效率边界，使产业体系的先进性获得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拥有自主能力与内生韧性，筑牢产业体系安全性的“压舱石”。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在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上表现为：一是关键领域自主供给能力过硬。产业体系的安全，根本在于战略物资和核心产品能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保障供给。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是保障供给的基础支撑。二是产业链条具备快速重构能力。安全性不仅要求常态下的稳定供给，更要求在遭遇突发冲击时能够迅速调整供应链、寻找替代方案、打通新的循环。先进制造业所积累的深厚工艺储备和柔性生产能力，正是实现快速应变的根基。三是系统性抗风险能力整体增强。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更重要的是放大安全基石作用，使产业体系能够在极端考验下保持基本稳定，不发生全局性失序。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石油及石化原料进口面临波动风险。我国先进制造业在化工领域长期积累的能力立即转化为能源安全的战略缓冲，依托先进煤化工装备和工艺的成熟，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产能已形成规模，使得煤基路线替代石油基路线具备现实可行性，关键化工原料的供应不会因断航而全面中断。在运输领域，高铁装备、新能源汽车的自主制造和广泛使用，保障了国内陆路运输体系在油料受限情况下的有效运转。先进制造业通过筑牢自主供给的防线、锻造快速应变的韧性、增强系统抗压的底气，在产业体系安全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骨干作用。
三、强化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要把握好的几对关系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需要在实践中辩证把握好几对重要关系，加强统筹兼顾，充分调动各类资源、各方力量，推动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进一步强化。
处理好先进制造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两种需要纠正的认识偏差。一种是将传统产业等同于落后产业，认为先进制造业与传统产业是对立关系，发展先进制造业就要压缩甚至淘汰传统产业；另一种是不否认传统产业有价值，但觉得传统产业存量改造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弱，而新建新兴产业见效快、拿出去亮眼，不如另起炉灶发展新兴先进制造业。这两种认识都没有准确把握先进制造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先进制造业是带动产业升级的骨干力量，传统产业是构成产业体系的基本盘，两者互为支撑、协同共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将先进制造技术向传统产业全面渗透，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提升为路径，推动传统产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节能减排等方面实现质的跃升。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传统产业对先进制造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传统产业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和完备的配套网络，其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对高端装备和先进技术的海量需求，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牵引力。只有将传统产业的根基筑牢，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才能获得坚实支撑。
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实践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常被简化为“谁多谁少”的此消彼长。一种倾向是过度依赖政府直接干预，以行政命令替代市场选择技术和产业；另一种倾向是认为政府放手不管就是尊重市场规律，忽视了产业升级中需要公共力量协调推动。这两种认识都把市场与政府看作可以相互替代的对立面，没有充分认识二者有机结合的价值。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须协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形成市场活力充分迸发、政府引导精准有力的系统组合。有效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于激发微观活力和高效配置资源。先进制造业发展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需求响应，经营主体对技术路线的判断、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是行政力量难以替代的。要通过公平竞争和价格信号引导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让市场在技术选择、产品迭代、产业整合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的关键职责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品。先进制造业的前沿技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基础共性技术供给、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需要政府在战略引领、规划布局、基础研究、标准制定等方面主动作为，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各展所长、有机结合，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释放才能更加充分。
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关系。实际工作中，存在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对立起来的倾向，认为强调安全就会拖累发展速度，或者认为抓发展可以少关注安全，没有看到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是先进制造业发挥骨干作用的内在要求，高水平安全是先进制造业稳固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将两者统筹起来，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和安全韧性。要以高质量发展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坚持在开放竞争中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加快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瓶颈环节，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只有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实现质的提升，安全才有可靠的内生支撑，否则安全就会沦为低水平的、脆弱的自循环。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对先进制造业可能面临的外部断供、技术封锁、供应链中断等极端情形进行前瞻研判，围绕重点产业链加快建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和备份替代机制。在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中，要将安全考量内嵌于决策过程。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发展强一分，安全的根基就厚一分；安全稳一寸，发展的空间就大一寸。处理好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才能更加突出和强化。
（作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什么能构筑先进制造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 熊鸿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历史规律和实践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已成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期，应当加力推动要素禀赋动态升级，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以要素协同的制度性优势，为新时期的制造强国建设构筑强大基础支撑。
一、教育科技人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石
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来不是孤立的产业演进或结构转换过程，背后大都是教育涵养、科技突破与人才体系重塑三者之间深度交互、动态升级的结果。
从历史逻辑看，工业革命史表明，教育、科技、人才是影响世界制造强国更迭的重要因素。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蒸汽机、纺织机械等重大发明的涌现，离不开长期积淀的工匠传统与学徒制培养体系的紧密结合，使得技术改良能够在生产一线持续发生。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师傅带徒弟”式经验传承日益难以适应科学与技术加速融合的趋势，其制造业领导权逐渐旁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国的崛起。19世纪初，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开创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现代大学理念；19世纪后期，德国将研究型大学与工业实验室、大型企业紧密绑定，系统培养兼具科学素养和工程能力的专门人才，由此在化工、电气、光学等领域实现对英国的赶超，跃升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中叶至今，美国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其依靠研究型大学产生原创知识、以风险投资催动技术转化以及利用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等举措密切相关。三次重大产业变革中的大国转移进程清晰地昭示：先进制造业领导权的背后，本质上是教育体系、科研范式和人才制度的一体化竞争。
从理论逻辑看，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禀赋优势能够实现动态升级。传统要素禀赋理论以土地、普通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的静态存量解释国际分工格局与产业竞争力来源，主要适配工业化初期的产业竞争逻辑。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技术迭代加速与贸易形态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动态要素禀赋理论逐步成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体系的关键支柱，强调要素禀赋并非先天锁定的外生条件，教育、科技、人才等基础条件可通过系统性投入实现内生性动态升级，从而成为制造业突破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约束、实现效率跃升与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变量。在国家竞争优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等现代分析框架中，高级要素禀赋的动态升级能力已取代要素资源存量，成为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研发投入强度长期高于3%的主要经济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等指标普遍较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竞争力指数（CIP）显示，人力资本质量较高的经济体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制造业复杂度明显领先。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HCI）经验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制造业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显著正相关关系，高人力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生产率差距收敛效应尤为突出。
从实践逻辑看，我国制造业的系统性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规模化、集群化、网络化、数字化优势更加突出。这些优势的背后，是三大体系一体发力的坚实支撑。教育体系提供了规模庞大、结构持续优化的人才储备。截至2024年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8%，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职业教育供给了现代产业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科技基础不断夯实带动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规模从2020年的2.4万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速达10%，增速水平领先于世界主要经济体。2025年我国R&D投入强度（2.8%）首次超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2.7%），是近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5年末，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1800家。梯次完备的人才体系打通了从技术突破到工艺落地的全链条。目前，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95万人年，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推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细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
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可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可为我国制造业迈向更高水平、实现更大突破塑造重要有利条件。
有助于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中赢得先机。数千年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技术和产业变革屈指可数。如同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发电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革命正使得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周期急剧缩短，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几乎同步进行，前沿领域的竞争已从单一技术比拼升级为教育体系、科研能力与人才储备的系统较量。过去“先学习、后工作”“实验室研发、工厂生产”的阶段式分工模式已难以适应。唯有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使学习过程就是攻关过程、人才成长就是产业升级过程，才能跟上新兴产业的发展节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赛道的开辟也更多成为教育能否前瞻布局、科技能否率先突破、人才能否迅速集聚的问题。教育提供对前沿方向的前瞻判断和知识储备，科技攻关开辟技术可行性的边界，人才则将二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者一体部署，才能在变革的“机会窗口”出现时，拥有快速进入、持续深耕并赢得先发优势的体系化能力。
有助于破解产业升级的深层瓶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调研发现，当前制约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因素中，教育培养滞后于产业需求、科技攻关脱节于工程转化、人才评价偏离于实际贡献的“系统失灵”问题逐步增多。同时，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外部性强等特征，单靠企业或科研院所“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可带来系统性解决方案。如，在培养上，围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超常规布局学科专业，推行“校企联合培养”和“双身份”师资管理，可缓解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在攻关上，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让企业在技术路线制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可有效提升攻关效率。在融通上，加快布局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平台，探索“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新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应用场”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一体推进，才能从系统层面疏通创新堵点，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提供根本支撑。
有助于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地缘经济竞争中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正经历深度调整，个别国家将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人才断供与设备禁运并施的极限施压。据公开资料初步统计，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超2000家企业及机构被美方纳入各类实体清单、出口管制与制裁黑名单，其中相当比例的企业属于半导体、智能硬件等先进制造领域。这深刻警示我们：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产业链安全的命脉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独特价值，在于构建起具有内生韧性的自主创新体系。教育自主则人才自主，人才自主则科技自主，三者贯通才能形成不受外部干扰的技术迭代闭环和供应链替代能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提供了有力注脚。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关键零部件自给率达到较高水平，这背后正是高效电池材料研究、企业工程攻关与大批技术人才向产业集聚三者长期协同共促的结果。要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座，就必须以稳固的国内循环体系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三、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塑造面向未来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优势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在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基本规律上，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面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需求，进一步夯实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更高水平的一体发展，首先要求教育体系从“适应产业”转向有能力“引领产业”。可围绕先进制造业前沿方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对具备战略前景的新兴领域实行“学科特区”，允许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可谋划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更加突出对学生科学和人文素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育，进一步加强创业创新教育。可推广“企业出题、高校接题”等深度产教融合模式，依托有条件的科技领军企业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将产业真需求、真问题引入课堂，使人才培养过程本身就成为前沿技术的预研储备和孵化共创过程。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线实践中加快锻造先进制造业的原创性颠覆性能力。科技成果特别是原创性、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兑现其战略价值。可扭住“转化”这个关键，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工业母机、先进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降低从技术发明到产业应用的成本和风险。更大力度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将高校院所的原始创新与企业的工程化能力深度对接，在重大装备、核心工艺的攻关实战中形成“技术突破、产品迭代、人才成长”的良性循环，进一步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加强顶尖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供给，以超常规举措集聚和扩大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力量。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当前，在高端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生物制造等领域，既需要能引领方向的战略科学家，也急需大批能将图纸变为产品的卓越工程师、塑造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鼓励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支持人才“双聘制”“流动编”，破除体制身份壁垒，引导优质人才资源向先进制造业一线集聚。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在强化市场化激励的同时，更大力度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
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在先进制造领域率先营造良好生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核心在于打通制约循环的关键堵点，让各类要素在先进制造领域充分涌流、高效配置。可建立跨教育、科技、人才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常态化协调议事机制，围绕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制定一体化发展规划，统筹配置专项资金、联动开展成效考核，实现“目标同向、资源同配、成效同考”。支持突破性探索先行先试，带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协同的先进制造业大生态，为制造强国建设筑牢长远根基。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如何理解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 李石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比重问题，早在2018年就指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6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作出重点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制造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认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直接关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就业稳定、国防安全，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考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现实选择。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需要引以为戒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经历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乃至出现产业空心化，教训非常深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导致产业低端锁定、经济抗风险能力弱化，陷入去工业化、产业升级停滞、经济结构失衡甚至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正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为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预留战略纵深，为从成本竞争向技术驱动转变赢得时间和空间，确保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和重心，制造业发展水平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水平。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优质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在规模体量、产业集群、技术改造和供应链韧性等方面积累了丰厚家底，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主体，既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没有合理比重的制造业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会缺少坚实骨架；没有制造业对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的吸纳和转化，科技创新成果就难以稳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业和农业也难以获得广阔应用场景和持续发展根基。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前提和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制造业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基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强化技术封锁和“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重构趋势，制造业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更加凸显。从国际比较看，保持较强制造能力的经济体往往具有更强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例如，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保持在24%左右，2025年达27.2%，日本稳定在20%以上，德国维持在18%上下；反观美国，制造业比重从1953年峰值28%持续下滑至2025年的9.4%左右，引发贸易逆差扩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近年来虽大力推动“再工业化”，但成效有限。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利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掌握战略主动权，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避免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产业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二、科学认识把握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理论内涵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就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把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与国情相适应、既能避免结构失衡又能防止产业空心化的水平上，同时推动其质量持续提升。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合理”二字。“合理”不是简单的数量概念，也不是静态的比例要求，而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特征，对产业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功能、宏观经济稳定、国家战略能力提出的综合要求。从根本上看，制造业合理比重体现为发展阶段、供需结构、质量效益和战略能力的有机统一。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意味着制造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也非越低越优，其合理性取决于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配程度。从国际经验看，制造业比重随经济发展呈倒U型演变：工业化初期快速上升，中期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这是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然而，合理回落与过早“去工业化”有本质区别，制造业比重的调整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与要素禀赋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从我国发展实践看，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2006年达到32%的峰值，随后逐渐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总体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4.7%，趋于稳定并保持在合理区间。制造业比重若下降过快过大，将削弱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动摇实体经济根基；若只看比重而忽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产业融合升级，则会制约经济效率提升。因此，合理的制造业比重是一个动态概念，其核心在于与所处发展阶段的要素条件、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协调，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目标。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意味着制造业发展与市场供需结构相匹配。制造业比重的合理性最终要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的平衡来检验。一方面，制造业供给必须精准对接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个性化、品质化、服务化需求日益增长。若制造业供给体系仍停留在低端、同质化、大批量生产阶段，必然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与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保持合理比重，意味着制造业产出规模、产品结构和供给质量要与国内消费升级相匹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必须适应国际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对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持续扩大。我国制造业既要巩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又要灵活响应国内外市场信号，实现制造业比重在供需适配中动态优化。这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产能规模随市场供需变化而动态调整，使制造业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从国内外供需两侧看，都要求我国制造业比重不能过早、过快降低，而要协调、渐进、可控的变化。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意味着制造业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相统一。衡量制造业比重是否合理，不能仅看产值规模和增速等“量”的指标，更要审视技术含量、附加值、绿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等“质”的维度。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没有必要的产业规模，就难以分摊创新成本、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支撑研发投入；而质的有效提升则是量的合理增长的灵魂，缺乏技术进步的规模扩张，只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环境透支的困境。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大而不强”的突出矛盾：规模居全球首位，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是简单追求规模扩张，而是要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意味着既要保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吸纳的合理贡献度，又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改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突破“卡脖子”技术增强产业链韧性。唯有实现量质齐升，才能使制造业比重真正“稳得住”“立得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三、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实践路径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要求。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制造业发展放到高质量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既要稳住制造业基本盘，又要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又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能靠低水平重复建设维持规模，也不能把传统产业简单等同于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经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完全可以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制造业通过持续吸纳科技创新成果，可以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优势；科技创新通过制造业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顺应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把制造业合理比重建立在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基础上。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是把制造业同服务业割裂开来，更不是在二者之间作简单替代，而是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制造+运维”“硬件+软件+平台”转变，发展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等新模式，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品牌营销等环节更好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把制造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放在更宽视野中认识，以智能装备、绿色工艺、冷链物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数字平台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水平。通过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协同发展格局。
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制造业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保持合理比重离不开稳定、持续、有效的投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落实这一要求，要把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摆在重要位置，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撬动作用和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设备工器具购置和技术改造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更多先进产能和优质供给。围绕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点产业链补短锻长，积极培育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资本、土地、人才、数据、算力、能源等要素保障，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各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公平配置，完善制造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环评、融资等保障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健全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相衔接的机制，培养更多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营造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制造业的社会氛围。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仅需要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撑，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实体经济、尊重制造业、尊重企业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的价值导向。要引导社会各界深刻认识到制造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防止把制造业简单视为“传统产业”“低端产业”，防止片面追求金融、房地产或平台流量扩张而忽视实体经济根基。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妨碍要素流动和产业协同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稳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牵引制造业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和质量提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创造。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向我国制造业集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