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传承发展农耕文化的重要意义。农耕文化孕育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生产生活实践，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当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农耕文化赖以形成和传承的环境条件也在改变。时代在变，哪些文化精华需要传承弘扬？生产生活方式在变，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让农耕文化真正融入当代生活？传承主体更加多元，如何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回答好传什么、怎么传、谁来传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认识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规律，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让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本刊邀请有关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访谈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研究员 张海鹏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灿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杨乙丹
主持人
本刊记者 薛 莲
记者：农耕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生产技艺、生活习俗等具体形态，也有蕴含其中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形态，应当如何认识农耕文化、把握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张海鹏：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文化形成发展的基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农耕实践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组织社会、规范秩序、塑造精神，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因此，认识农耕文化，不能停留于农具、农艺、农俗等具体文化形态，而要将其置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追求。农耕文化回答的不只是“怎样耕作”，更回答着“怎样生活”、“怎样相处”、“怎样立身”。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农耕文化强调“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因地制宜。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强调农业生产要顺应天时、把握地利；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和运用，正是中华先民长期观察天时物候、认识自然节律的智慧结晶。在人与人关系层面，基于土地依赖和聚落生活，逐步形成了以家庭、家族、村落为基本单元的乡土社会，孕育了家庭伦理、代际秩序、邻里互助等行为规范。孟子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生动反映了传统乡土社会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互助关系和共同体意识。在人与自身关系层面，农业生产具有长期性、周期性，并受自然条件影响，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塑造了人们勤劳俭朴、自律坚韧等精神品格。《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勤与俭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与长期农耕生活中对劳动艰辛、物力维艰的深切体认密切相关。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基本内涵。需要看到的是，农耕文化最深层、最稳定的内容，并不在于某一种具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在于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智慧、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农业生产方式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但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却能够跨越历史延续下来，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张灿强：中华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只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且因为其中许多思想理念、制度智慧和行为规范，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检验，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为维系社会运行、塑造民族品格的重要文化基因。农耕文化的“优秀”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蕴含着丰富的生产智慧。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出适宜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比如，传统农业技术不走粗放掠夺式道路，而是通过施肥、轮作、间作等方式，在有限土地上持续获得产出。再比如，传统农业讲究因地制宜、因物制宜，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砂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此外，还讲究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循环利用，形成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理念。二是塑造了稳定有序的乡村社会。农耕劳动具有社会性，开田辟壤、种植收获、挖渠建陂、抵御灾害等都需要人们互助合作，四川都江堰、安徽芍陂等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的见证。乡邻们在守望相助、共同劳作中，形成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朴素的行为准则。中华农耕文化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而维持乡村社会长期稳定。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自愿达成的村规民约，凝聚着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承载着农耕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形式，在规范邻里关系、维护乡村秩序、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农耕生产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等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与游牧文明不断扩张以满足所需相比，农耕社会更加重视安分守己、平和自足。农耕生产注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无枉使、地不亏人，这种稳定的因果关系应用于社会价值判断中，便形成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信念。这种思想引导民众积极主动自省向善，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精神力量。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有着较强依赖，面对旱涝、风霜等自然灾害，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抗灾御灾、克服困难，由此磨砺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
杨乙丹：准确把握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还需要正确认识三组关系，从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的内在关联中进一步把握其内涵和特质。一是农耕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关系。二者都产生于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但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农业文化主要反映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技艺、物质成果、制度习俗等文化现象；农耕文化则更突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并不断积淀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农耕文化既源于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又不止于生产本身，而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传统。认识二者的关系，关键是不能把农耕文化简单等同于农业生产及其附属文化现象，而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思想智慧和价值内涵。二是农耕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二者源流相承，农耕文化强调在农耕生产实践这一核心场域中积淀的知识、技艺、价值观念和习俗等；乡村文化则是乡民依托乡村地理空间，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侧重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总结，其主体虽源自农耕文化，但同时也包括乡村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涵盖乡村风貌、民风民俗、乡规民约、乡村文艺等在内的非农业活动产生的文化要素。一言以蔽之，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的底色，乡村文化是农耕文化在乡土空间中的动态延展。三是农耕文化与农耕文明的关系。二者均植根于农耕实践，农耕文化自种植业起源即已出现，主要指农耕生产实践中生成的物质成果、技术知识、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呈现分散多样、地域鲜明的特征；农耕文明则是农业社会成熟后，以农耕生产为核心在政治、经济、制度等层面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强调对建基于农耕生产之上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技术创造和文化发展的系统建构，具有更强的辐射性和整体性。换言之，农耕文化是农耕文明孕育和延续的基石，而农耕文明则是农耕文化高度凝练、系统整合后的高级形态。认识这三组关系，不是为了在相近概念之间作简单切割，而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形成逻辑和深刻内涵，认识其如何孕育于农业生产实践、积淀于乡村社会生活，并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
记者：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其中蕴含的许多思想智慧、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具有持久生命力。今天，应当如何认识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时代价值？
张灿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生产方式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迁，但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经过历史积淀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能够超越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融入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都与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息息相关。
农耕文化孕育了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对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具有很强依赖性，长期的农耕实践使先民逐步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取用有度的朴素认识，并不断上升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观念，都与中华民族长期观察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深厚联系。今天，这些思想智慧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传统智慧，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内在相通，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农耕文化涵养了重家睦邻、家国一体的伦理观念。定居耕作使家庭、家族和乡土社会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联系，对长辈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强化了尊老敬亲的伦理要求，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协作则培育了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乡里关系。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形成的责任意识不断向社会和国家延伸，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体现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相互贯通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中，爱家与爱国、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相互联结，成为中华民族深厚家国情怀的重要文化根基。今天，深入挖掘其中重亲情、重责任、重和谐的优秀文化因素，对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仍具有重要意义。
农耕文化塑造了勤劳务实、崇文重教的价值追求。“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生动反映了传统社会耕读并重的文化追求。“耕”不仅意味着以劳动立身立家，也表达了在长期劳作中磨砺勤勉坚韧的品格；“读”不仅意味着学习知识，也寄托着修身立德、明理致用的追求。耕读相济，就是把劳动实践与读书明理联系起来，把谋生立业与修身立德贯通起来，体现了中华民族重劳动、重教育、重实践的文化传统。这些在长期农耕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追求，经过世代传承，已经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具体生活形态，对于今天倡导崇尚劳动、崇尚学习、崇尚奋斗，培育自立自强、勤勉进取的精神品格仍有现实意义。
农耕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深厚的乡土情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所表达的不只是对自然山水和传统村落的眷恋，更是对其中承载的生活记忆、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珍视。从二十四节气到传统节庆，从乡土建筑到民间技艺，从饮食服饰到礼俗风尚，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形态记录着中华民族世代繁衍发展的历史足迹，也维系着人们对于故土、家园和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在人口流动加快、城乡形态深刻变化的今天，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有助于延续历史文脉、留住文化记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张海鹏：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蕴含的思想智慧、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能够绵延传承，还在于这些文化积淀能够不断融入新的社会实践，在时代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不是延续传统生产方式，而是推动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资源和实践智慧融入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力量。首先，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文化内涵。农耕文化在不同自然禀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遗产、传统技艺、节气民俗等文化资源。把这些资源融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助于提升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依托地域特色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等融合发展，还可以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其次，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滋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规范，也离不开文化浸润。长期农耕生活形成的守望相助、崇德向善、重信守诺等优良传统，蕴含着丰富的基层治理智慧。把其中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因素融入村规民约、公共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有助于发挥文化成风化人的作用，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法治轨道上与自治、德治相衔接，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有益支撑。再次，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生态智慧。长期农耕实践形成了因地制宜、顺时而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经验。桑基鱼塘、稻鱼共生等传统农业模式，体现了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生态协调发展的实践智慧。传承这些有益经验，并运用现代科技加以转化提升，可以使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更好服务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最后，为促进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要不断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文明程度。例如，《钱氏家训》有言：“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其中“公田”、“义粟”等产生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了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价值追求。今天，应赋予这些优秀传统新的时代内涵，把其中崇德向善、互助友爱、重义尚善等文化因素融入乡村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发展产业、改善生活的同时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让乡村既有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条件，又有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杨乙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思想理念，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文明关系的深刻思考。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各国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深刻认识与充分挖掘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精髓，有助于从中汲取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思想智慧。一是为全球生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其背后既有生产方式、消费模式转变等现实因素造成的表层问题，也反映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深层问题。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秉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取之有度的生产原则，轮作休耕的养地传统、桑基鱼塘的循环农业模式、种养结合的生态实践，本质上都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这一思想理念能够为全球生态治理的范式转型提供有益借鉴。二是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价值参照。当今世界，文明隔阂、文化偏见等现象依然存在，“文明冲突论”等论调仍有一定影响，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与隔阂成为影响交流合作的重要因素。中华农耕文明是多民族、多地域农耕技艺与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数千年发展中始终兼具本土根脉与包容品格，蕴含着“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这种从乡土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多元共生智慧，为构建多元包容、平等对话的全球文明秩序提供了重要启示。三是为全球粮食安全与减贫事业提供实践方案。粮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我国精耕细作、多元种植的传统农耕智慧，通过间作套种、多熟种植等模式，实现有限耕地的高效利用，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理念，为耕地紧张、人口压力大的发展中国家破解温饱难题提供了借鉴。同时，重农务本、储粮备荒的治理传统，配套完善的荒政储粮制度，为各国夯实农业根基、搭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乡村减贫提供了重要参考。四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传统文化智慧。面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中，既包含守望相助、邻里共济的乡土共同体精神，也蕴含“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体现了由己及人、由家及国、由近及远的共同体意识。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这种和合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智慧，对于深化人类命运与共的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记者：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既有丰富的物质载体，也有大量依托生产生活延续的活态传统。我国不断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一些制约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问题仍然存在。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张灿强：农耕文化传承的形式包括物质性载体、非物质性载体和系统性载体，涉及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从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传统村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农耕文化的许多重要载体已经纳入相应保护体系。截至目前，共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其中包括不少农业遗址；认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部分项目涉及农产品加工技艺，反映农耕劳动、祈福的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农耕民俗，“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认定“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88项，其中25项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一。为推动农耕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和群众文化生活，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丰富载体，让传统农耕智慧“活”在民间、“用”在日常。比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农业农村部等启动“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等等，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推动文艺赋能乡村，为农民群众参与农耕文化传承搭建更多平台、拓展更多空间。以“村BA”、村超、村跑、村舞、村晚为代表的一系列“村字号”群众性文体活动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各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应当看到，我国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已具备一定的制度和实践基础，但面对其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的特点，当前保护传承工作仍面临不少挑战。一是从顶层设计看，农耕文化是什么、保护什么、传承什么，相关概念和外延缺少权威性界定。部分地方干部群众对农耕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有些人将农耕文化当成过时的东西，缺少系统性认识。农耕文化资源相关调查分领域分部门实施，全要素摸排和数据整合工作有待深入，保护传承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安排。不少有价值的农耕文化资源还没有纳入保护体系，无法依据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保护。二是在现实管理中，不同类型农耕文化资源的保护管理分属多个职能部门，部门间统筹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整体性、系统性有待加强。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往往被视为“硬性任务”，而文化建设则容易被部分干部群众视为“软性任务”，相较于经济建设这一“硬性任务”而言，重视程度不足，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基层文化管理队伍建设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乡镇层级的专职文化管理人员数量明显不足，专业化水平与业务能力有待提升，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三是在乡村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薄弱，乡村地区专业性文化组织成长滞后，市场化文化服务供应商进入乡村的积极性不高。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供给结构与农民的需求之间不够契合。四是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社会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对财政投入依赖较大，一些地方受财力制约，持续投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更多集中于市场回报相对明确的文旅开发，对传统技艺、民俗曲艺等公益性较强领域投入不足。同时，一些保护传承项目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不确定，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展。
张海鹏：农耕文化是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也只有融入生产生活实践，才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农耕文化赖以存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文化形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有所弱化。首先，农业生产方式变化使一些传统农耕知识失去了原有的实践场景。机械化、规模化、数字化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一些依托传统农事活动世代传习的农谚、农俗、农时知识和传统技艺，其原有的生产功能逐渐减弱，与日常农业生产的联系也相应减少。如果不能找到新的传承载体和表达方式，就容易随着生产方式变化而逐渐淡出日常生活。其次，乡村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化使农耕文化传承主体和传习机制受到影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乡村人口较2010年减少1.6亿，乡村“空心化”、“老龄化”态势突出。人口流动特别是以青壮年为主的人口外出，使一些地方既面临传承主体减少的问题，也面临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农耕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依托共同生产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和代际传习，一些年轻人参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公共生活减少，传统农业知识、乡土技艺的代际传承因而面临困难。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耕文化不仅承载生产知识，也蕴含着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邻里互助、守望相助、尊老睦邻等观念，往往通过家庭生活、集体劳作、节庆礼俗和邻里交往等日常实践得以维系和传递。随着这些共同生产生活场景发生变化，相关文化传统赖以传承的社会基础有所弱化。如何适应乡村社会结构和交往方式的新变化，培育新的传承主体、拓展新的传承载体，成为农耕文化传承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再次，现代生活方式和多元文化传播正在改变人们接触、理解农耕文化的方式。过去，农耕文化内嵌于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人们往往“日用而不觉”；今天，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接触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文化选择更加多样，对农耕文化的认知和接受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些传统文化内容如果仍停留在原有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上，就难以有效进入现代生活、吸引年轻群体。这意味着，农耕文化传承既要保存其文化内核，也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寻找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载体和表达。
记者：的确，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从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而来，也需要在新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赓续发展。如何遵循文化传承发展规律，推动传统与现代相融相通，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杨乙丹：针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认同弱化、主体断层、投入不足、管理不畅等现实问题，应遵循农耕文化形成发展和传承规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坚持守正创新，从价值认知、传承主体、保障机制、活化利用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一是在深化认知中明确“传承什么”。农耕文化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并非所有要素都需要原样保留。应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农耕文化资源调查、整理和研究，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伦理观念、治理经验和精神品格，科学辨析哪些需要原真性保护，哪些适宜活态传承，哪些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在此基础上，创新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依托博物馆、村史馆等文化空间，运用数字技术和现代传播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农耕文化。二是在主体培育中解决“由谁来传”。农民既是农耕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农耕文化最重要的传承主体。应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政策支持激发民间传承活力，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乡土文化能人等培养支持机制，支持开展收徒传艺、文化展示等活动。同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文创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吸引青年人才参与农耕文化传承，引导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形成以农民为主体、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传承格局。三是在完善机制中解决“如何持续传”。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长期性，需要稳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引导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不同类型农耕文化资源保护政策的衔接；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专业化保护传承能力。特别是要建立更加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能够更多参与保护传承并共享合理收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此外，还需强调的是，农耕文化产生于生产生活，离开现实生活就容易成为静态展示。应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针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源实施差异化保护，推动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文创设计、研学教育等有机融合，把其中有生命力的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总之，传承农耕文化，不是简单恢复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在守住文化根脉的基础上，为传统文化找到新的实践载体和表达方式；也不是把传统原封不动交给下一代，而是使其中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延续发展。
张海鹏：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动实践。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从“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到“我的丰收我的节”、“庆丰收 感党恩”，再到“庆丰收 促和美”、“庆农业丰收 享美好生活”，历届丰收节主题虽各有侧重，但始终突出农民主体、彰显农耕特色，在庆祝丰收中传承农耕文化，在展示发展成就中展现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首先，丰收节使传统农耕文化获得新的节庆载体。以农历秋分为时间节点，本身就体现了传统农时与现代节庆的衔接。各地通过晒秋、开镰仪式、农事竞技、民俗展演等活动，把传统秋社、秋尝等习俗以及与丰收有关的文化记忆融入现代节庆，使一些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农耕文化重新进入公共文化生活。这不是简单复原传统节俗，而是以现代节庆形式承载传统文化内涵，使古老农耕文化有了新的表达空间。其次，丰收节使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由“可保存”变得更加“可感知”。各地依托节庆集中展示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农耕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二十四节气、传统农艺、农耕民俗等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活动内容；通过农民文艺展演、乡土文化创作等方式，使农民既成为节日的主角，也成为农耕文化的讲述者和传播者；借助直播、短视频、数字展陈等现代传播手段，进一步拓展了农耕文化的传播空间。更重要的是，丰收节把文化传承重新放回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丰收本身凝结着劳动，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庆祝丰收，不仅是庆祝农业生产成果，也是在礼赞劳动、崇尚创造中传承敬天惜粮、勤劳耕作等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丰收节的意义不仅在于“过一个节”，更在于通过一个节日把农民、农业生产与农耕文化重新连接起来，使农耕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可感知、可参与。这为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实现活态传承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
张灿强：从各地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实践来看，保护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关键是不能停留在静态保护和展示层面，而要让农耕文化重新融入生产生活，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一是搭建农民群众展示的舞台，让农民成为主角。很多地方在活动开展中，将舞台交给农民，让农民登台当主角，组织农民表演源自田间地头的农事舞蹈、原生态山歌、民俗技艺等，真正让丰收节成为农民群众自己的庆典活动，推动实现从“为农民办节”到“让农民办节”的转变。不少地方在丰收节期间评选表彰种粮标兵、农机能手、乡土能人等，通过先进典型选树和宣传，提升农民职业身份的社会荣誉感，激发农民群众的职业自信心和内生发展动力。让农民成为主角，农民群众才能在亲身参与中感知文化魅力，才能自觉成为农耕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二是用活态体验替代静态展示，让农耕文化更有参与性。丰收节的重要创新，是让农耕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生活，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乡土文化焕发烟火生机。一些地方将割稻、捕鱼等农事劳动，设计成游客可以参与的趣味比赛，让原本朴素的农事劳动，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体验。一些地方举办“长街宴”、“尝新节”，让人们以品尝美食这种最质朴、最接地气的方式，编织共享丰收喜悦的情感纽带。实践证明，农耕文化最好的保护与传承，绝非封闭式保存、静态化展示，而是让文化融入日常、贴近大众，在真实生活场景中持续被感知、被热爱、被延续。三是搭建城乡交流互动的载体，凝聚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社会共识。一方面，丰收节打造出城乡文化交流、要素双向流动的公共文化场景，为农耕文化传承汇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少地方打造的稻田艺术、大地景观、田园风貌等乡土场景，契合了城市群体回望乡土、寄托乡愁的精神诉求，进一步发掘和彰显了乡村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丰收节活动不止于文化展演，更成为城乡资源互通、要素流动的平台，既是特色农产品展销、“村字号”品牌出圈的展示窗口，也是招商引资、人才回流、资源下沉的枢纽，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农耕文化传承绝非乡村的“独角戏”，只有搭建城乡共情、资源共享、价值共认的桥梁，才能让农耕文化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四是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各地持续深挖农产品背后的地域文化、农耕习俗、乡土故事，让农产品跳出“按斤计价”的传统模式，以文化赋能实现品牌溢价和产品增值。目前，不少地方创新“丰收节+”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农耕研学、田园康养、乡村美育等新业态，将短期的节庆流量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生态。总之，农耕文化为乡村产业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乡村产业为农耕文化传承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二者在双向赋能中形成“文化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有效破解了农耕文化传承动力不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