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研
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2026年2月底，以色列、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受到影响。部分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严重冲击，而我国尽管原油进口大幅减少，但能源供给保持稳定，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大通分析显示，2月至5月全球减少的原油进口量中，中国约占3/4。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学者观点指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是当前国际油价没有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法国《费加罗报》则评价称“这是中国第二次拯救了全球经济”。
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新型能源体系在极端情境下提供的缓冲空间与替代能力，也折射出我国推进能源战略转型的深谋远虑与大国担当。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能源战略转型提供指引、确定方向。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纳入“十五五”规划。10多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推进能源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安全基础更加稳固，涵盖风、光、水、核、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版图蔚然成形。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未来发展之路又在何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供给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的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其“新”，体现在主体能源从化石到非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更替。调研发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38.5%，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这场变革深刻之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单点替代，也不是简单的“煤油改电”，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能源体系“单向、被动、僵化”的格局。
基础设施方面，从“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键就是实现“源随荷动”到“源网荷储协同”的转变。传统电力系统如同一条单向河流，发多少、送多少、用多少，依序而行。风光大规模并网后，发电侧从可控的确定量变为随机的波动量，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从各管一段走向柔性互动、智能调度。与传统电力系统相比，新型电力系统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主干网更牢固。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投运“24直、21交”特高压输电通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超100万公里，“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通道越织越密。二是配电网更智能，配电网智能化改造让每块屋顶光伏、每座充电桩都成为可感知、可调度的节点，虚拟电厂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看不见的电厂”。三是储能调节更灵活，抽水蓄能装机连续10年世界第一，储能正从系统的“充电宝”升级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阀”。
哈密至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简称“疆电入渝”工程）投运以来，重庆端累计接收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是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图为2026年7月30日拍摄的晨光中的“疆电入渝”工程±800千伏渝北换流站。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安全保障方面，从“化石主导”转向“多元互补”。保障能源安全不能只盯自给率等静态指标，更要看极端冲击下体系扛不扛得住、恢复得快不快。这就决定了，新型能源体系是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的能源结构。2025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约38.9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煤炭产量稳定在48.5亿吨，煤电作为“压舱石”提供可调度的确定性支撑，与“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形成有效互补。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保持在40个左右，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与海上通道构成陆海并进、多元互补的输入格局。
消费体系方面，从“被动压负荷”转向“需求侧资源化”。过去需求侧管理重在压负荷、错峰用电，如今则把需求侧作为可优化配置的战略资源来“经营”。我们在深圳车网互动示范站调研时了解到，全市5天累计超2500车次电动汽车参与反向放电、放电总量超7万度，车主从交电费变成赚电费。现场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每辆电动车就是一个移动充电宝，聚合起来就是一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电动汽车等用户侧资源正推动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转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这类灵活负荷就能从“电老虎”变为削峰填谷的可调节资源。
科技创新方面，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我们在山东东营调研时看到，全国产化设计制造的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轮毂中心高度相当于50多层居民楼，叶轮直径超310米，扫风面积超10.5个标准足球场。能源发展的驱动力正从“地下有什么”转向“手里会什么”，从资源禀赋转向技术能力。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打破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新疆库车建成国内首个规模化光伏直接制绿氢项目，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白鹤滩等水电站连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球首个千亿级发电行业大模型“擎源”发布，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让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加速跑起来。
治理体系方面，从“计划管控”转向“市场驱动”。一位地方能源局同志坦言，“以前管能源主要是管电厂、管指标，现在面对千家万户的光伏、海量充电桩，靠发文件根本管不过来”。传统能源定点开采、统一调配，管理相对简单，而新能源点多面广，家家屋顶可以发电、处处风机可以并网，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这就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及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行业标准相继出台，法治根基不断夯实。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2025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价格信号开始真正牵引资源流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加速协同，绿电、绿证、碳核算传导链条逐步打通，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从政策补贴驱动转向市场收益驱动。
国际合作方面，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参与”。近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在产能合作与规则建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2020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已实施数百个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光伏、沙特MAS和AHK2大型光伏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中国输出的不仅是设备和技术，更是系统解决方案和建设运营标准。另一方面，我国已发布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重要产品标准，在新能源并网、特高压等领域累计立项一批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从项目合作到规则共建，我国正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参与者，并在部分领域成为规则贡献者。
二、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
10多年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转型发展迈出历史性步伐。从加快建设“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到畅通“宁电入湘”、“陇电入浙”、“藏粤直流”绿色输电通道；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到创新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业态，新兴能源产品飞速迭代，传统高耗能行业加快“换血”，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我们遇到的难点已不是有没有技术、有没有装机，而是技术能否有效接入并提升系统、装机能否真正转化为系统韧性，这背后有一系列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保供韧性与外生风险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安全边界亟待重塑。传统能源安全观侧重油气进口依存度和自给率等静态指标，但当前风险正加速向两个新维度延伸。一是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凸显，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钴、铜、锂、镍等高度依赖海外，美西方主导的“关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构建排他性联盟。二是绿色标准定义权面临挑战，我国绿氢、绿氨、绿色甲醇产能虽居世界前列，但“绿不绿”、“算不算”的认证权仍掌握在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和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体系手中，我国绿色能源发展处于“有产能、缺规则”的被动局面。
规模扩张与系统适配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基础设施协同滞后。我国新能源装机规模全球第一，但“源网荷储协同”水平并未同步跟上。物理层面上，风光“看天吃饭”的波动性与电网稳定性存在冲突；空间层面上，“西电东送”通道建设跟不上西部基地装机速度，导致“有电送不出”；机制层面上，省际隐性壁垒使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占比长期偏低、价格信号失真。西部新能源发电高峰时不得不弃风弃光，东部负荷中心却因省际机制不畅难以按需购电，形成两头着急的困局。
技术领先与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创新效能释放受阻。我国新能源在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应用上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体制机制仍存在路径依赖。以储能为例，电网侧独立储能平均利用小时数已达电源侧配储的1.3倍以上，但现行体制机制在储能布局、收益分配、市场准入上仍偏向传统配储模式，效率更高的方案反而推不开。倘若技术跑得快、体制机制改革跟不上的问题不解决，很多成熟技术都难以顺畅接入系统。
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需求侧资源在沉睡。相较供给侧的突飞猛进，需求侧潜力远未激活。一端是数据中心、充电桩等用能大户标准滞后，算电协同不成熟，如中部某省一大型数据中心年耗电已超一座中等城市，却“想多用绿电而不得”；另一端是海量分布式资源参与调节渠道不畅，不少车网互动、虚拟电厂仍停留在试点，价格激励缺位。去年夏天部分城市下班充电高峰叠加导致局部电网承压，恰恰说明没有智能引导，移动充电宝就会变成新的尖峰制造者。
国内转型与国际竞争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规则话语权亟待提升。我国在光伏、风电等领域长期处于技术领先、标准跟随的被动局面。绿色能源标准是当前最激烈、最具代表性的标准博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下的非生物源可再生燃料规则要求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不低于70%，我国产品要出口欧盟并获得绿色溢价，必须通过这一标准认证，国内规则尚未实现国际互认，这就造成制造在我、规则在人的错位。
三、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之路怎么走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是风机与光伏板的简单叠加，而是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系统性跨越，如同在旧地基上建新房子，既要建得好，又要保证居住者不受影响，这比推倒重建艰难得多。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发展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双碳”目标刚性约束、能源安全兜底要求与终端用能持续扩张三重压力叠加，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多维目标相互牵制，任何冒进或滞后都可能引发经济社会重大风险。“十五五”时期是全球能源向低碳零碳转型的加速期，我国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可再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要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如何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能源体系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如何确保可再生能源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持续有序推进能源战略转型。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从单一支撑向协同互补转变。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是一切转型的前提，绝不能未立先破、拆了旧桥没搭新桥。要稳存量，用好传统能源安全兜底作用，推动煤电从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并重转型，加快油气产供储销全链条建设，提升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能力。要扩增量，加快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加快西北风光基地、西南水电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广分布式光伏与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要补矿产，加快实施国内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废旧电池和光伏组件回收利用，同步推进海外多元布局，多管齐下化解关键矿产供应风险。
强化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建设向智能协同转变。新能源消纳的堵点在基础设施，破题也要靠基础设施提级。着力补通道，加快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健全跨省跨区电力调度机制，把富集地区的绿电送得出、落得下。着力强调节，科学布局抽水蓄能，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用好储能成本持续下降的有利趋势，发展多能互补、风光火储打捆运行。着力活负荷，大力挖掘需求侧可调节资源，加快虚拟电厂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可调度的系统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储能配置、跨区互联、传统电源退坡这三件事的节奏必须统一谋划，不能单兵冒进。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图为2026年8月19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拍摄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渔光互补发电项目。 新华社发 任飞/摄
推动能源消费体系变革，从需求侧管理向需求侧资源化转变。以能效标准提标扩围为牵引，把数据中心、算力、5G基站、充电桩等新型用能领域纳入标准覆盖范围，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换新提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浪费的能源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把绿色算电协同作为突破口，让算力跟着电价走，风光大发时多算、电力紧张时少算。完善峰谷电价、需求响应补偿、绿证、绿电直连等机制，让参与调峰、消费绿电的用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从局部应用向系统赋能转变。技术要真正转化为体系效能，必须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我们从设备领先走到系统建成的关键。要补齐短板，加快突破工控芯片、专用软件、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围绕自主可控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要选准前沿，适度超前布局可控核聚变、新一代风电光伏、高温超导、长时储能，审慎评估技术路线的机会成本，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要促进融合，按照《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部署，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提升算力设施绿电占比，让算力需求就近消纳绿电，把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真正跑起来。
健全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从条块分割向统一开放转变。如何把一套为化石能源旧体系设计的架构加快改造成能适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新体系的架构？要进一步破除壁垒，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探索电量流与价值流分离，允许能源输出地区分享输入地区因使用清洁能源产生的产业链增值。要进一步增进协同，推动碳排放权、电力交易、绿证等多市场协同联动，完善价格、激励和监管机制，让绿色价值真正被市场定价，防止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向欠发达地区转嫁。要进一步强化衔接，加强规划协同，做好综合性与专业性、中短期与中长期、全局性与地区性能源规划的统筹衔接，提升规划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落地见效、形成合力。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体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新型能源体系不能关起门来建，在开放合作中才能赢得主动。深化全球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发挥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为伙伴国家提供优质能源产品和服务。深度参与治理，主动投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旗帜鲜明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提升标准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框架等国际规则制定，同时加快健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国内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把我国绿色能源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
调研手记：
行走在祖国辽阔大地，库布其沙漠绵延数十公里的“光伏长城”在烈日下泛着蓝色光芒，东营近海白色风机矩阵在海风中划出优美弧线，深圳街头电动汽车反向放电参与车网互动，内蒙古草原深处数据中心与风电比邻而建——每度绿电的诞生、每次负荷的调度、每项标准的突破，都在重新定义能源安全的内涵。从薪柴到煤炭，从石油到电力，能源载体的转换始终牵引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地缘格局的重塑。今天，置身于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能源转型浪潮之中，如何应对供给、输送、消费、治理乃至国际规则的全维度重构？如何破除绿色转型面临的成本、技术、规则的多重壁垒？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能源转型之路。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越火电，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项目数百个，“新三样”领跑全球……世界见证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更替，还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发展中国家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抉择，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以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和规模化应用实践，持续降低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拓展人类可持续发展边界的不懈探索。
执笔：郭斐然 史丹 屠西伟 陈有勇 舒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