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阴和俊
基础研究是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探索技术原理，获取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活动，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加强我国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制定实施一系列规划和政策，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研任务和重大科学工程，建成一批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总的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人才规模世界第一，发表科研论文总数、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连续多年世界第二，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知识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比如，在全球竞争激烈的生物制造领域，伴随人工智能辅助基因编辑等新研究范式日益成熟，基础研究成果向医药、化工、能源等产业领域转化的速度大幅提高，基因编辑工具、底盘细胞构建等底层技术创新显现出重塑产业发展路径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必须把基础研究放到事关科技命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拿出务实举措，广泛调动各方力量，倾力抓、持续抓，推动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切实解决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问题。基础研究是面向未来的，只有加强统筹谋划，强化系统布局和组织协调，才能推动战略目标、资源配置、科研实践协同贯通，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体系化支撑，在变革中把握主动、抢占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实施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布局目标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协同建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体系化攻关能力稳步提升，一批前沿方向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化学、材料科学、农学等学科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但与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布局仍然不够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存在体系协同不强、整体效能不高等问题。在任务部署上，基础研究任务跟风追热点，从重大需求、重大工程、重点产业中凝练出关键科学问题的机制还不健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从产业端主动凝练提出的科学问题不多。在力量统筹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学科布局上，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有待加强，适配交叉学科创新研究的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建设滞后。部分高校交叉学科挂靠在专业院系，资源按院系切块分配的路径依赖犹存，组织建制形式大于内容。这些问题导致基础研究前沿供给与国家急需之间出现错位脱节，多学科交叉融通、大兵团协同的创新潜力难以充分释放，限制了从源头催生颠覆性创新成果的能力。
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优化各类科技计划定位，强化不同渠道基础研究任务的差异化布局和有效衔接。从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需要出发，进一步找准基础研究主攻方向，系统谋划一批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提高项目组织化水平。构建并完善定位清晰、协同高效的基础研究力量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组织实施科研任务、参与成果评价，切实把科技领军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落实到制度安排上。鼓励并加强跨学科研究，进一步强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努力打造基础研究高地。
着力破解高水平人才不足难题。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我国基础研究人员2024年全时当量达59.7万人年，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居世界第二，理工农医人才后备力量全世界体量最大。虽然人才规模优势明显，但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比重仅8%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高水平人才方面，“有高原、少高峰”问题成为制约原始创新的突出瓶颈，现有高被引科学家集中在材料学、化学、工程科学等领域，能够开辟全新学科方向、引领国际前沿的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稀缺。青年人才方面，“内卷”压力大，倾向选择“短平快”研究方向，难以潜心开展原创问题探索。对具备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引导和培养不够，职业早期支持力度不足。对本科阶段学生科学兴趣培育重视不够，不少具备科研潜质的青年学生过早转向热门应用方向。
解决这些难题，是我们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着力点。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有效路径，培育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加大对青年人才职业早期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力度，长期稳定支持一批成绩突出、创新潜力大的优秀青年人才，探索建立竞争择优基础上延续资助和里程碑考核基础上长周期资助的人才支持模式。健全在科研一线遴选发现优秀青年人才的机制，赋予优秀青年人才更多“挑大梁”、“当主角”的机会。持续加大国际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依托重大科研任务集聚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和求知欲，为基础研究培养后备力量。
新时代以来，我国协同建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体系化攻关能力稳步提升。图为2025年7月17日拍摄的位于北京的怀柔实验室。作为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该实验室面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 怀柔实验室供图
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基础研究见效慢、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往往需要长期沉淀，才能换来“一鸣惊人”的超越，必须健全长期稳定的支持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对原始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强化。中央财政建立了基础研究投入稳步增长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增速远超同期研发经费投入。建成散裂中子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等45个世界领先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发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米级口径衍射光栅等一批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中心、实验材料资源库等各类资源平台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共享水平稳步提升，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但对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经费投入、科研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短板依旧明显。经费投入方面，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占比达到历史最高7.08%，但相比世界科技强国15%—20%的比重仍有不小差距。而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财政，企业、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强，多元投入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低于10%，与美国约35%、日本约45%的比例差距较大，多数龙头企业研发经费集中于产品迭代与工艺改进，开展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支持模式方面，竞争性短期项目占比过高，稳定支持经费占比偏低，不利于开展长周期重大原创性研究。科技基础条件保障方面，高端科研仪器、关键试剂、科学数据自主保障能力不高。比如，部分生命科学领域高端试剂、特种科研检验检测仪器、核心科学软件等仍高度依赖进口；部分大科学装置“重建设、轻运行”，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点产业发展支撑不够，开放共享效能没有充分释放。
必须改善上述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保障，助力基础研究跑出“加速度”。要稳步提升中央、地方财政基础研究经费规模，采取更有力政策撬动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打通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和捐赠资助基础研究的渠道，拓展科技金融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构建定位清晰、管理规范、配置高效的资助体系，优化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资助机制，提升经费使用效能。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统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布局，集中力量攻关高端科研仪器，培育科研仪器龙头企业，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出版集团。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创新，完善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拓展科学研究智能化应用场景。做好实验材料、科学数据、科技资源调查、科学考察等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我国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知识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图为2026年7月6日，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做实验。该中心聚焦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的共性科学问题，向国际科学界提供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患者带来新希望。 新华社记者 陈朔/摄
坚决破除科研生态中的顽瘴痼疾。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需要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开展针对“四唯”、评审专家被“打招呼”、论文造假等问题的治理，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加强正向引导，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建设优良学风，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例如，中国科学院成立以老科学家命名的科技攻关突击队，中国科协持续推进“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但建设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依然任重道远，不少顽瘴痼疾尚未根除。比如，不少科研机构仍然把“高水平期刊论文数”、“项目数”、“经费数”、“帽子”等作为考核评价的指标，导致学术造假、项目申请“打招呼”等违规行为难以杜绝。再如，“圈子文化”、“学阀”做派等问题依旧存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学术风气异化。此外，学术不端惩戒震慑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部分单位学风作风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联合惩戒、终身追责机制效能释放不足，科研诚信约束有待进一步强化。
培育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良好科研生态，必须直面问题、对症下药，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建立原创导向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深化基础研究项目、人才、机构评价改革，强化分类评价和改革联动。开展以成果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改革，完善代表成果评价、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团队评价等机制。持续深化对“四唯”、“帽子”、“学阀”等顽疾的治理，抓好评审专家被“打招呼”专项整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构建惩戒有力的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立多方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持续开展系好学术生涯“第一粒扣子”宣讲，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规范学术道德，强化学术自律，推动恪守科研诚信，涵养优良学风作风。塑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尊重多元创新思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大力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120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200多个科技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形成全方位国际合作格局。我国牵头发起“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人体蛋白质组导航”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构建覆盖122个国家12个学科的数据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工程。
我国基础研究开放合作迈出了新步伐，但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个别国家对基础研究合作交流的遏制持续加大，严重阻滞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我国科学家凝练提出世界性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主导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合作项目偏少。面向重大前沿科学难题的深度协同攻关不多，标志性创新成果较少。在华设立的国际科技组织数量有限，我国在国际学术组织、技术标准组织、顶级学术平台的核心席位占比偏低，在重大国际科学计划遴选、国际评审规则修订、开放科学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发声渠道有限。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要在国际合作上乘势而上，不断开拓新局面。深化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伙伴计划，用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等交流合作机制，积极探索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新渠道、新模式，支持发起建立多边研究与交流机制网络。加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人类共同关注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吸引更多国家开展联合攻关。积极牵头发起、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开展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国际开放合作项目，支持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国际杰青计划和中欧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加大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实施力度，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来华开展合作研究。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扩大基础研究人员交流规模，推动更多中国学者参与国际顶级学术组织。大力倡导开放理念，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高水平开放合作中持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