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于晓宇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深刻指出，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研究，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习惯把科技创新理解为一条相对清晰的链条：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科学原理，企业开展应用开发，再把成熟技术转化为产品。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命科学、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产业中的工程难题不断向基础科学深处延伸，一项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迅速打开新的技术和产业空间。在这种变化中，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能够把最接近产业、场景和技术极限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现科学问题、组织创新资源和验证科学发现的能力，把产业发展最前沿变成科学问题最前沿，进一步拓展原始创新的源头。
一
关于企业做基础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不少认知误区。
误区一：基础研究离现实应用越远就越“基础”。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基础研究主要来自科学家的好奇心和自由探索，企业面对市场竞争，更适合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两者属于不同领域。事实上，基础研究的“基础”，并不取决于它离现实问题有多远，而在于是不是探索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机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研究微生物，起点是发酵、疾病防治等现实问题，却由此推动了微生物学的重大突破。许多工程难题一层层追溯下去，最终都会触及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具身智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机器人真正进入复杂现实环境以后，面临的不只是机械结构和产品设计问题，还会延伸到物理交互、环境认知、长程推理、动态预判等底层问题。很多看似应用卡点的地方，研究到最后，恰恰是因为缺少对基本机理的进一步认识。科技发展历程表明，追求科学真理与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无论是追问基本规律，还是由重大现实问题牵引，都可以产生原创性科学发现。这类研究尤其值得企业参与。
误区二：企业是创新链条的“最后一棒”。“科学家负责发现，工程师负责发明，企业负责产业化”，这种认识低估了企业创造新知识本身的价值。科技创新史上，企业一直是重要的科学知识生产者。贝尔实验室孕育了晶体管和信息论；IBM长期推动计算机科学和体系结构研究；近年来，谷歌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AlphaFold破解了长期困扰科学界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难题。这说明，企业做科学研究，并不只是为了更好吸收“别人生产的知识”，自己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竞争越来越向底层科学问题前移，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企业只在已经公开的知识基础上创新，其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上，这显然不能让企业走得长远。真正具有全球引领力的科技企业，不仅要能够把已有科学知识转化成技术，还要有能力生产别人尚未掌握的新知识。谁更早发现一个新的科学规律，谁就可能更早开辟新的技术路线，进而影响技术标准、产业生态乃至未来市场。
误区三：企业做基础研究等同于“建一个大实验室”。一谈企业做基础研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基础研究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极高，只属于少数大型科技企业。事实上，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没有一种标准模式，更不意味着每家企业都要复制出一个大型企业研究院。科技领军企业可以围绕决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格局的重要方向，形成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能力；成长型科技企业可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小而深”的科学积累；中小科技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开源社区和公共科研平台参与基础研究。企业还可以发挥一种更为独特的作用：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把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转化为值得作进一步科学研究的真问题，本身就是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不可缺少的能力。
误区四：用普通研发项目尺度评价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往往可以设定明确的产品目标、进度和市场回报，基础研究却天然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越是原创性强的研究，越难事先准确判断什么时候能取得突破、最终会形成什么成果。如果要求每一个基础研究项目都在规定时间内形成专利、产品和利润，企业必然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风险低、回报快的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不仅考验企业的“家底”怎么样，更考验企业能否坚持长期主义。科学探索中的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源浪费，许多时候，它恰恰是逼近未知边界必须付出的学习成本。
二
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需要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重要变化，是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反馈循环越来越快。过去，一项基础科学发现从论文走向技术，再从技术走向产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今天，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等领域，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应用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快。一个新的算法可能很快进入终端产品，一项材料机理上的突破可能迅速改变器件设计，一项生命科学发现也可能直接打开新的诊疗路径。基础研究不再是远在产业创新上游的“蓄水池”，在一些前沿领域，它本身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尤其能够说明这一变化。一些大模型企业既开发产品，也持续围绕模型架构、训练方法、推理机制等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例，其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包含明显的科学探索和工程创新特征。企业在解决现实技术难题的过程中，可能不断逼近知识前沿，而新的知识突破也可能很快改变模型和产品能力。过去泾渭分明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边界，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正在被逐渐打破，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相互渗透性。
另一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问题超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比如，在脑机接口研究中，理解脑信号涉及神经科学，采集信号需要材料、电极和芯片，解码信号依赖数学和人工智能，走向临床又涉及医学和工程。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属于某一门单独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基础学科围绕同一个问题重新组合知识和能力。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的组织方式也需要随之改变。过去，科学研究更多围绕学科、实验室和科研机构组织；今天，越来越多重大科学研究要求围绕“问题”配置人才、知识和资源。企业面对的也不只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如新能源汽车企业面对的是怎样让电池更安全、更轻、更耐用；人工智能企业面对的是怎样让机器形成更可靠的感知、推理和决策能力；生物技术企业面对的是怎样理解疾病机制并形成有效干预手段；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求跨越学科边界、实现交叉融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为2025年6月14日拍摄的上海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该中心是华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基地。 视觉中国供图
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角色也由此出现新的交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通过创新创业，把实验室中的新发现带到产业一线；另一方面，一批科技企业创始人和技术领导者深度参与前沿研究，使企业同时具有技术创新组织和知识生产组织的属性。这使过去分别存在于科研体系和产业体系中的两种思维开始相遇。科学家不断追问“为什么”，关注规律、机制和未知边界；企业家不断追问“有什么用”、“怎样实现”，关注场景、需求和资源组织。只有科学思维而缺少产业思维，一些重要发现可能长期停留在实验室；只有产业思维而缺少科学思维，很多卡点堵点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破解。当两种思维真正融合，一端不断向科学原理深处探索，另一端不断把科学发现推向现实世界，科学发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就可能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向下追问”。企业擅长解决工程问题，成本高就降低成本，性能不足就优化参数，产品出现问题就调整设计。但真正走向基础研究，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种材料存在这样的性能极限？为什么一种算法在某类问题上反复失效？为什么一条技术路线无论如何优化都难以跨越某个边界？从“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继续追问到“为什么只能做到这里”，往往就是从工程问题进入科学问题的关键一步。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还要学会把问题“打开”。真正重要的产业问题，往往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实验室甚至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企业应善于把真问题开放出来，与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上下游企业共同寻找答案。未来更有生命力的创新过程，不只是“高校研究—企业转化”的单向链条，而可能形成“企业发现问题—科学家探索原理—工程师验证方案—产业实践检验—新的科学问题再次产生”的循环。科学、技术与产业由此相互提出问题，也相互提供答案。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还需学会同时按照“两只钟”运行。产业竞争要求“快”，基础研究却需要“慢”。产品必须赶上市场的窗口，科学问题却不会因为定期考核而提前给出答案。真正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技企业，一只钟要围绕今天的产品、客户和市场运行，另一只钟则要面向五年、十年乃至更长远的科技变化，研究可能决定下一轮产业格局的问题。没有第一只钟，企业可能活不到未来；没有第二只钟，企业很难定义未来。
三
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只依赖少数企业家的远见和情怀，或者把原本属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任务简单转给企业，而是需要形成与基础研究规律相适应的创新创业生态，形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基础研究体系。
首先，更加重视企业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的作用。企业的优势是理解产业场景、技术瓶颈和市场需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则是深厚的学科积累和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平台作用，推动优质科研资源围绕重大产业科学问题优化配置，让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企业参与科学问题凝练，成为科研成果的承接者，也成为重大科学问题的重要提出者和共同研究者。
其次，建立与科学探索周期相匹配的投入和评价机制。基础研究具有风险高、周期长、知识外溢性强等特点，完全依靠单个企业承担成本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投入不足。应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企业资金、社会资本作用，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潜在产业价值的基础研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特别是对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科技领军企业，不能简单按照年度利润和短期成果转化率来评价和衡量，而要探索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资金投入和长周期评价机制。
再次，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重在有能力组织最合适的力量共同解决重要问题。要进一步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公共实验平台、科研数据等资源的开放共享水平，促进科技领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重大问题协同攻关，真正构建起“企业出题、各方答题、实践检验”的创新机制，在产学研良性互动与正向循环中涌现出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作者：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