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科研和自由探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方式。加强组织化科研，就是要围绕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就是要尊重科研人员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允许自主选题、大胆试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让基础研究既有攻坚的力度，又有探索的活力。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对加强基础研究组织化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早期的以自由探索为主，到二战后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大团队、大设施、大平台的作用逐步加强，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数千名科学家参与其中，取得了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等重大成果；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组织大团队通过超新星观测揭示暗能量；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多国科研力量共同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这些重大基础研究突破表明，组织化科研已成为科学界攻坚重大前沿课题的基本范式。当前，科学研究不断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日益呈现出深度交叉性、应用指向性、资源依赖性等新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等成为基础研究的问题来源和重要驱动力，对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前部署面向2035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不断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组织协同不畅、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自主权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形成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充分释放组织化科研效能。
加强组织化科研，并不是不重视自由探索，而是要推动两者协同发展。科学家的自由探索是科学进步的内生动力，组织化科研则是将科学家的好奇心引导到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上的有效方式。事实上，很多重大原始创新并非单靠组织化科研或自由探索某一种模式，而是靠两者各展其长、“双重合唱”。比如，薛其坤长期关注拓扑量子材料领域，组建跨学科团队联合攻关，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王贻芳深耕粒子物理前沿，牵头负责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率先发现一种全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首次精确测量了混合角θ13。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好两者的协同效应，既发挥组织优势打攻坚战，又尊重基础研究灵感瞬间性、路径不确定性、成果难以预判性的规律，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与“让奇思妙想生长”两个优势协调好、运用好。同时，还要建立动态转化通道，让自由探索的突破能及时进入组织化攻关视野，让攻关中凝练的新问题反向激发新的自由探索。
（编辑：狄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