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 - 求是网

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

来源: 《红旗文稿》2026/18 2026-09-24 11:21:27

  编者按:防灾减灾救灾是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026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是基本国情。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灾害形势,灾害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本期“关注”围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提升我国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等主题,约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释,供广大读者参考。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

  ◎ 张海波

  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与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了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深刻认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重要性、显著成效,对于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水平、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重要意义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就是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牢牢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政治立场。

  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战略地位。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有助于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提升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提升全社会对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参与水平。

  增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系统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安全,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而且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为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有助于针对当前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薄弱环节,加快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系统性。

  加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模式转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这就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不仅有助于加快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切实提升自然灾害的预防预警预演预案成效,实现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关口前移,也有助于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大灾巨灾的防范应对,全面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推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全球合作。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发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现实优势和示范效应,为其他国家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提供有效参照和经验借鉴,在全球灾害治理中展现中国担当。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显著成效

  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完善、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有效提升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整体水平。

  理念转变。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坚持预防为主是治本之策,也是灾害治理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周年之际到唐山调研考察,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重要思想,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减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十三五”和“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把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推动相关重大任务和重要工程落地实施。近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引领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救灾轻预防的观念逐步扭转,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险、分散应对向综合统筹、灾情处置向风险治理转变的共识加快形成。在防台风等实践中,“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等预防为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转化为防范应对的具体遵循。

  体制改革。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有力推动了统筹协调体制、属地管理体制、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体制的健全与完善。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并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牵头部门,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同时,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退出现役,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归属应急管理部,打造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2023年,“国家减灾委员会”更名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为强化“防抗救”全链条综合统筹提供体制支撑。2024年、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先后发布,均专门增加“应急指挥体制”一章,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集中化指挥协调。

  体系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大安全理念和新安全格局,推动了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的形成,促进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体系的完善。横向上,社会应急力量分类分级测评机制探索推进,提升了防灾减灾救灾中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水平。在2015年开始启动地震巨灾保险试点的基础上,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围 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将台风、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常见自然灾害也纳入保障范围,推动巨灾保险保障基本实现全域常见自然灾害全覆盖。同时,巨灾保险基本保险金额实现翻倍,2024年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体为全国6439万户次居民提供了22.36万亿元巨灾风险保障。纵向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推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向基层延伸,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体系、队伍力量体系不断健全,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大幅提升,切实打通防灾减灾救灾“最后一公里”,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基层基础。

  能力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提高风险预见和预判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九项重点工程,其中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获取了数十亿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重点灾害隐患等各类数据,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风险数据库和区划图。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专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如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和校舍加固、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重点危险地区90%以上。预警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已发布4级以上的地震预警359次,为公众防震避险和高铁、精密制造等行业应急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建立和深化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建成新一代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实现17个行业82种预警信息汇聚共享与快速发布,预警信息可以在1分钟内快速送达应急责任人,高效支撑防灾减灾救灾决策部署。建立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并在多起重大自然灾害避险转移中得到应用,显著减少了人员伤亡。2021年至2024年,全国自然灾害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分别较“十三五”时期下降31.3%、23%、34.3%,充分彰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效能提升

  面向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烈度持续增加、时空分布不断变化、链式反应日趋复杂,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整体效能。

  树牢正确政绩观念。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尤其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破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长期存在的因投入周期长、事前预防的“潜绩”不易被领导看见、群众有时还不理解等而导致的激励不足难题。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检验政绩的首要标尺,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防止顾此失彼。完善政绩考核方式,建立崇尚实干、鼓励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加强对防灾减灾救灾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的考核,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实干导向,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不断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实际成效。

  强化社会共治。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关键行业和重点产业链企业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和紧急生产调度机制,引导支持社区、家庭储备必要应急物资。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科普宣传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场馆建设和教材编写,推进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与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有效衔接,提升全社会自然灾害风险意识与防灾避险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和能力提升。落实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建设要求,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作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

  加快数智转型。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积极顺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现代化。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监管执法、辅助指挥决策、救援实战和社会动员等关键环节的应用水平。深入推进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细化落实,探索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协同参与的人机物融合应急管理新范式。以应急管理部“久安”大模型、中国气象局“风雷”、“风清”、“风顺”大模型群、中国地震局“谛听”大模型为先行示范,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的深度应用。遵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应急管理”跨学科交叉实验室建设,为广泛推行“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参照。加强防灾减灾救灾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算法模型开发,实施信息技术赋能基层应急示范工程。坚持文明善治导向,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夯实学科基础。加强应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建构面向大安全大应急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格局。发挥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建设“先行军”和“探路者”的示范作用,聚焦气候变化的致灾效应等重大现实问题,发展跨文理工的大交叉研究,为管理创新和治理变革提供科学依据,加大战略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应急管理二级学科发展,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促进执政党领导力、政府执行力、国家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加强专业学位教育,提升干部培训实效。更加重视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依托国家安全学、公共管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加强应急管理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为自然灾害的全球治理提供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参照。加强自然地理学、城乡规划、安全科学与工程、公共卫生等相关学科建设,办好应急管理大学和4所消防救援学院,设立并建强应急指挥相关专业,系统培养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专业人才队伍。加强本科生、研究生层次的国际合作办学,提升自然灾害治理相关国际组织人才供给能力,为全球防灾减灾救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祝念峰

  

  提升我国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

  ◎ 王永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大灾巨灾影响面广、灾害链长、破坏力大,超出常规灾害应急管理的实操业务范畴,是直接关乎国家安全根基、维系社会大局稳定的复合型系统性风险。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交织,全球气候变暖持续抬升极端灾害的发生概率与破坏强度,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彼此耦合、链式传导,复合型风险演化特征持续凸显。开展大灾巨灾治理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鉴于大灾巨灾存在低概率、高烈度、不可实战试错的固有治理难题,需以大灾巨灾情景构建为牵引,统筹推进大安全大应急体系一体化建设,整体提升我国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

  一、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把握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的时代价值

  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是贯通灾前防范准备、灾中抢险救援、灾后恢复重建全周期的一体化综合治理能力。这一能力重在改变部门分割、环节割裂形成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切实增强国家治理体系抵御极端灾害冲击的系统韧性,确保大灾巨灾风险冲击下指挥体系贯通顺畅、应急资源统筹调配、基层单元高效响应、社会运行平稳有序。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深刻把握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的时代价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安全保障。当前,我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步入关键阶段,城市发展更加注重存量提质增效,经济社会体系中各子系统耦合程度持续加深,城市群、产业链、交通能源通信等生命线网络深度关联。发展水平越高,安全底盘越需夯实。在超大特大城市与产业集聚区域,灾害极易沿基础设施网络跨区域传导蔓延。若大灾巨灾处置不力,将直接扰乱经济社会整体运行,延缓现代化建设进程。只有守住全局性重大风险防线,将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作为保障发展大局稳定的关键能力持续锻造,才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统筹应对全球变局和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的关键战略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气候危机、地缘冲突、能源粮食短缺、全球产业链调整、跨境公共卫生隐患等多重风险相互耦合。在此外部环境下,国内大灾巨灾一旦叠加国际市场波动、跨境产业链中断、境外负面舆情冲击,极易推动风险向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领域扩散蔓延。唯有持续增强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方能在复杂环境下牢牢掌握风险防控战略主动权。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实践载体。大灾巨灾是对一国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极限压力测试。能否在极短时间内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能否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军地间高效协同,集中反映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动员力、统筹协调力与贯彻执行力。推进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现实治理效能。但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实战能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根植于对大灾巨灾演化规律的精准把握。以具象化情景为牵引,将极端冲击、链式传导、系统失灵、社会扰动等潜在风险前置纳入能力建设视野,在持续检验磨合、补齐短板中迭代升级,才能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大灾巨灾面前可靠、高效、管用的实战能力。

  二、把握大灾巨灾风险演化规律,精准研判国家灾害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相较于常规自然灾害,大灾巨灾风险演化更具复杂性、处置场景更具艰巨性,核心体现为致灾冲击极端化、承灾体系脆弱化、灾承耦合网络化,最终形成链式传导、级联失效的系统性风险。精准把握大灾巨灾“致灾体—承灾体—耦合作用”的演化规律,破除常规灾害治理的思维局限,是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完善现代化应急体系的核心前提。

  从致灾体维度看,大灾巨灾的核心特征是灾害冲击强、预判难度大。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超标准暴雨、超强台风、流域性大洪水、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的突发性、破坏性持续加剧。强震灾害具有长期潜伏、累积蓄力、集中爆发的特点,风险敏感区域长期无灾情记录,并不代表风险清零。大灾巨灾并非普通灾害的简单增量扩容,其破坏强度、影响范围与演化速度全面突破历史经验、工程设防标准和常规物资储备上限,极易造成预警研判偏差、应急响应滞后甚至失效。这就要求防灾减灾救灾不能仅依托历史经验划定安全底线,还要兼顾虽然小概率但是具有颠覆性的极端风险,推动常规底线设防与极限情景备战一体推进。

  从承灾体维度看,现代经济社会系统的高度集聚耦合加剧了承受大灾巨灾的脆弱性。伴随新型城镇化提质升级,人口、产业、重大基础设施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交通、能源、通信、供排水等城市生命线深度绑定、高度依存。城市运行体系越精密、产业关联越紧密,对稳定运行环境的依赖性越强,极端灾害冲击下的系统脆弱性和结构性缺陷越容易暴露。不同于常规灾害的局部点位损毁,大灾巨灾可依托城市生命线网络快速扩散蔓延,灾害风险可能向经济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传导和扩散,对城市运行、产业发展、社会秩序造成穿透式、系统性损毁。

  从灾承耦合维度看,多灾交织、叠加放大、网络传导构成大灾巨灾风险的典型演化形态。大灾巨灾极少由单一灾种独立发生,往往呈现原生灾害、次生灾害与社会风险交叉耦合、循环传导的特征,传统单向灾害链已演变为多点并发、多向扩散的复杂灾害网络。极端暴雨可同步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强震易连锁引发山体垮塌、堰塞湖、火情、危化品泄漏等次生隐患,各类灾害相互触发、叠加致损。多重风险冲击高度耦合的城市生命线体系,可能引发连锁级联失效:供电中断阻滞通信、供水、医疗运转,交通阻断制约力量投送、物资调配、群众转移,通信瘫痪直接影响全域指挥调度。为此,应急处置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动态研判灾种耦合、区域传导、生命线级联失效等风险传导机制,统筹全域决策、调度与指挥,坚决杜绝局部最优替代全局最优的治理偏差。

  综合来看,大灾巨灾的系统性、全域性特征,决定了单一部门、单一区域的常规处置模式难以奏效,必须健全治理体系平急转换、全域联动机制。应对大灾巨灾风险,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快速调整治理架构、统筹资源配置、优化处置举措,通过政治动员压实层级责任、贯通基层治理链条,依托社会动员引导群众及各类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防灾救灾。针对流域性洪水、城市群连片受灾、主干生命线瘫痪等极端场景,需推动区域、流域、城乡之间前置搭建风险联合研判、应急互助支援、物资统筹调度的协同机制。应急体系在极端压力下的运转效能,关键取决于常态化前置备战基础是否扎实。应急准备既要完善平急转换预案体系,也要健全极端工况下的体系保障机制,跳出应对常规灾情的固有思维。必须以大灾巨灾情景构建为牵引,对标致灾体极端强度、承灾体脆弱短板、灾承耦合级联风险,系统梳理极端情景、明晰处置任务、摸排能力弱项、逐项补齐短板,推动应急管理以常规标准设防为基础、以极限情景备战为重心,构建常态兜底、极限设防的双轨备战格局。

  三、以大灾巨灾情景构建为牵引,系统推进大安全大应急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为什么经常讲底线思维?就是要有充分准备,要有戒惧之心,要有忧患意识,有的事万一发生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万一要有所防范”,“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大灾巨灾具有“小概率、超常规、难预判、大影响”的鲜明特点,各地可供借鉴的实战案例、成熟处置经验较为匮乏,且无法依托真实灾害反复试错。应对大灾巨灾必须以情景构建为抓手,将各类潜在的“万一”风险转化为可系统研判、模拟推演、前置备战的具象化场景,为全链条应急准备锚定清晰靶向。情景构建的核心价值,在于打通“风险—情景—任务—能力—准备”链条,将零散不确定风险转化为具象化情景、标准化任务、刚性能力指标和常态化备战举措,推动应急治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情景驱动,实现大灾巨灾应对精准赋能、提质增效。

  科学设置极端风险“假想敌”。推动抽象风险具象落地,关键在于构建贴合现实工况、逼近极限标准的大灾巨灾“假想敌”。科学设置“假想敌”,并非脱离实际推演极端结果,而是搭建最坏可信情景,既立足现实风险,又贴近灾害极端边界。《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和超大特大城市巨灾情景构建研究,因地制宜完善巨灾应急处置措施,为相关工作提供清晰政策支撑。落实各项部署要求,必须牢牢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不脱离实际主观臆断,也不简单照搬域外经验或历史灾害案例。一方面,常态化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评估,深化综合风险普查成果迭代应用,系统梳理致灾因子特征、承灾体空间分布、人口产业暴露水平、基础设施脆弱性、城市生命线耦合逻辑、基层应对能力等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打破本地灾害经验局限,系统复盘国内外重特大灾害与历史极端事件,提炼总结灾害链式耦合、跨域传导、基础设施级联失效等内在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融合巨灾演化共性规律与区域特有风险特征,构建兼具极端压力、贴合本地实际、可推演可校验的标准化巨灾情景。“假想敌”构建不能局限于单一城市、单一灾种或单一处置环节,而要将城市群、都市圈、江河流域、城乡融合区域作为有机整体统筹研判。围绕断电、断网、断路等极端工况深度复盘设问,精准甄别常态化治理中隐蔽的流程堵点、体系断点、能力短板与制度空白。

  以情景牵引体系补强。依托科学完备的巨灾情景构建识别风险和能力短板后,不能止步于风险梳理与压力测试,必须进一步转化为大安全大应急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在于贯通“情景—任务—能力”闭环传导链条:以极端情景倒推全流程应急处置任务,对照处置任务校核现有综合应急能力,依据能力缺口梳理生成专项建设清单。统一标准化情景的作用,在于推动各部门、各地区、各层级立足同一风险图景开展研判,将分散的信息数据、差异化风险判断、各领域独立职责,整合为统一的处置任务、协同模式和工作节奏。要建强统筹有力的指挥体系,以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为重点,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调度、应急部门综合协调、行业部门分工落实的指挥运行机制,强化巨灾处置常态化联合会商,实现上下贯通、一体应对。完善高效协同的行动体系,针对断电、断网、断路等极端工况优化各类应急预案,推动预案由原则性条文向标准化实操流程转型;跨区域联动不能仅留存增援名录,需提前共享风险图谱、力量布局、物资调拨方案;依托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织密跨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网络,健全联训联演、快速投送、现场协同处置机制。健全可持续的综合保障体系,将大灾巨灾保险纳入应急保障整体布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风险分担体系,打通财政资金、商业保险、再保险、风险基金、社会救助的衔接渠道,提升灾后资金拨付与恢复重建启动效率。筑牢全域覆盖的基层应急体系,夯实基层应急根基、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将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全面纳入常态化应急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避险科普、应急救助、家庭储备、邻里互助等实操培训,强化灾害初期“村自为战、乡自为战”的先期处置能力。四大体系依托情景构建实现有机贯通,推动大安全大应急体系从简单板块叠加转向全域协同联动、一体高效运转。

  以战略推演形成能力闭环。体系补强成效是否扎实有效,必须通过战略推演检验极端场景下的实战运转效能。战略推演以巨灾情景为依据,区别于常规单项技能演练,是对平急转换、全域动员、跨域调度、体系连续运转的综合性极限压力测试。推演设计不宜刻意规避难点、追求流程顺畅,而应主动设置通信中断、道路阻断、外部增援迟滞、舆情风险叠加等高压约束条件,全方位检验应急体系的承压能力。国家级推演侧重统筹全国统一指挥、跨军地跨部门资源调配、全域力量物资统筹调度;区域级推演以流域、城市群为核心单元,重点检验跨省联防联控、异地增援协同、基础设施连续运行保障能力;省级推演聚焦省域指挥协同、基层先期响应、群众安置救助、灾后恢复重建,着力检验外部救援抵达前基层在窗口期的独立处置能力。国家级、区域级、省级战略推演各有侧重、上下衔接,同步校验体系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整体实效。推演复盘就是要将排查梳理的短板弱项,转化为规划编制、标准完善、预案修订、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基层赋能等整改提升任务,通过多轮复演复盘验证整改成效,形成“情景构建—设敌测压—体系补强—战略推演—复盘整改—迭代提升”的完整治理闭环。这一闭环重在灾前扎实做好思想、组织、机制、队伍、保障等全方位的准备,推动大灾巨灾应对实现三重转变,即由常规工况应对转向极限情景备战、由部门分头处置转向全域体系联动、由灾后被动抢险转向更加注重事前预防全周期治理。

  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根本目标是在极端重大风险冲击下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维护经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必须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风险研判、前置备战、实战检验全过程,做细做实常态化应急基础工作,靶向补齐应急体系各类短板弱项,持续强化重大灾害冲击下体系承压运行、风险有效处置、灾后有序恢复的综合实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祝念峰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

  ◎ 李云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立足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十五五”时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的关键期,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攻坚期。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强化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护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深刻认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重大成就,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密集到科技赋能、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变革,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提升。其中,科技支撑能力作为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体现,既是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推进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水平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国务院印发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提出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良性互动。从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到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都突出强调科技水平和能力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的支撑作用。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要求。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呈现频率高、强度大、影响广的新特征,洪涝、地震、地质、气象、森林火灾等灾害频繁威胁和冲击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阻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统计显示,全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763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62.92万人次;倒塌房屋5.70万间,损坏房屋70.90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6069.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面对日益复杂的各类风险灾害,我国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着科技研发投入不够、技术积累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已经成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求。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科技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助推作用愈加突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驱动力,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工程,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应急治理能力的核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也要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技航向,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二、准确把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的重点领域

  根据2024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对包含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四个环节。据此,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围绕灾害全生命周期,遵循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的一体化全流程管理原则。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需重点围绕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展开,找准全过程系统化治理的着力点。

  灾前风险识别与监测预警技术。风险是指危险源演变成事故的可能性和损害程度,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环节,其目的是确定风险等级,为风险处置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我国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技术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地震监测、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方面,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地震重点危险区90%以上,全球首个亿级参数量地震波大模型——“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已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已建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缝隙全球数值预报模式体系(CMA-GFS),全球模式分辨率提升至12.5公里,自主研发“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AI预报模型跻身国际第一梯队;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空—天—地—人—网”一体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依托“陆地探测一号”等卫星星座,实现大范围地表形变毫米级监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针对强震短期临震预警、短时极端强降雨、突发地质灾害等突发性灾害的预测精准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针对早期感知、识别、预警精度不足,高端传感器、预报模型依赖进口等痛点难点问题,《“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实施重大灾害事故防治、重大基础设施防灾风险评估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整合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优势科技资源,加强自主创新和“卡脖子”技术攻关。《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完善应急管理装备创新发展体系,加强重特大灾害事故应对处置关键急需装备研发攻关”,“加强应急管理科技发展趋势研究和技术预测,研究制定关键急需及可能引发颠覆性创新的重大科技任务清单,组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强化会商研判、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支撑”。

  灾中救援与处置技术。灾中救援与处置是防灾减灾救灾的核心环节,也是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关键步骤。灾中救援与处置技术以快速响应、及时决策、高效救援为核心原则。快速响应既包括各方救援力量与机制的快速响应,还包括减灾指挥平台的快速响应。减灾指挥平台是依托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数字化应急中枢,要求打破部门数据壁垒,统筹和形成跨越不同行政层级、灾害类型、建设主体的体系化系统,融合预警预报、救灾资源信息管理、应急指挥、灾情分析评估、灾情产品制作、数据收集整理、信息发布等多项功能,切实提升减灾协同效率。及时决策则要求根据灾害性质、影响范围、次生后果等及时实施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2025年12月,应急管理部发布“久安”大模型2.0,其通过整合危险化学品、煤矿、森林火灾及安全生产执法等领域专业知识,依托国产大模型和应急云算力进行增强训练,其智能分析系统已具备风险智能感知、态势自动分析、预警精准推送和救援辅助决策功能。高效救援是减灾工作的“重头戏”,较大程度依赖于救援设备的智能化和救援物资的可得性。随着应急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航空与无人机立体救援技术、生命探测与医疗急救技术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模块化演进,救援的效率与安全性大幅提升,“人机协同”模式已成为高效救援技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灾后恢复与重建技术。灾后恢复与重建是指灾害发生后,统筹开展应急安置、生活恢复、房屋修缮、基础设施修复、产业复苏、生态修复、社会治理重塑等工作,作为系统性工程,旨在帮助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使人民群众回归安居乐业状态。2019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做好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后,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得以恢复,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实现人口、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综合评估损失、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受损鉴定以及灾后具体重建等环节,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持。这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灾情勘测与评估技术,依托无人机、卫星遥感、地质雷达、建筑无损检测等技术,快速评估灾情损失和范围;应急抢通与临时安置技术,依托装配式临建设施、模块化应急路桥、便携供水供电通信设备等技术,快速恢复基本生活与救援保障能力;基础设施恢复与重建技术,依托预制管网、生态防洪、分布式供电以及高标准防灾建造技术,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数字生态与环境提升技术,依托数字孪生、物联网监测、AI灾情识别等技术对土壤、水体等生态资源进行动态管理,促使区域生态系统逐步恢复稳定。

  三、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的实践路径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协调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资源和力量,建立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政策措施和长效机制。面向“十五五”,要持续筑牢常态化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技屏障,为长效守护民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水平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从国家安全全局统筹布局,把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规划高度,依托国家科技计划对符合条件的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科研活动进行重点支持,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统筹资金、人才、政策保障机制,协同联动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的多方资源和力量,集中攻关重点领域与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强化重点领域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能力建设,强化政治引领,稳步提高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台风、干旱、地震、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传统自然灾害应对科技水平,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太空等新兴安全领域科技能力建设,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新方法应用,提高灾害信息获取、模拟仿真、预报预测、风险评估、应急通信与保障能力,抢占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制高点。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及《关于加快应急管理装备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专项规划意见要求,始终把防灾减灾救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全面健全责任体系,以党的全面领导统筹科技创新,形成科技赋能、制度保障、全民参与的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模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服务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把恢复重建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并正式挂牌15座国家级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建成各级各类消防科普教育场馆超3200座,构建起覆盖全国、层级完整的科普阵地网络,依托VR沉浸式体验、实景模拟逃生等智能化设备,有效补齐了全民防灾减灾科普硬件短板。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有机结合,突出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技服务能力。一方面,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线,科技服务必须坚持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全面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为基层配备简易实用的监测预警设备、应急救援器材,搭建基层智慧防灾服务终端,常态化开展基层工作人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培训,提升基层隐患排查、预警处置、应急指挥的专业化能力,抓好抓细群测群防群治工作。另一方面,推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积极打造并依托应急科普体验馆、地震火灾疏散沉浸式模拟场景进行科普宣传,创新线下宣讲和线上演练方式,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救灾科技素养和能力,构建分人群精准预警推送体系,打通科技预警“最后一公里”。

  坚持自主创新主线,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针对当前我国在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体系和能力方面的短板,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分类推进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的全链条攻关,突破关键技术和“卡脖子”难题。一是加大科研资金与人力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设立重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专项课题,建设国家级实验室和高端智库,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完善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机制,积极整合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资源,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和技术标准体系,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平台和智慧化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事业,推动科研成果的集成转化和示范推广应用。三是深化跨区域和国际科技协同合作,积极借鉴国外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创新成果和先进经验,统筹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类科技资源,建立以技术共享、人才交流培养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国别间的协同效应,集聚和形成防灾减灾救灾的中国优势。

  (作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大学灾难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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