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流数侯官。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旭、林觉民……这些照亮近代中国夜空的星辰，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侯官。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力量，让这片土地在清末民初短短数十年间群星闪耀？当我们循着侯官千年文脉往前溯源便会发现，在侯官文化坐标中，爱国主义是核心，科学精神与严谨治学是基础，创新创造是动力，实干担当是落脚点。它们在历史深处，在阮弥之、李椅、常衮等历代先贤的兴学实践中，相互激发、彼此成就，共同熔铸成侯官文化的精神内核。
阮弥之：初启教化
侯官地区虽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受闽越国灭亡、人口稀少等因素影响，其文明开化的进程远迟于中原。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阮弥之从江左（今江苏南京）来闽担任昌国（即晋安郡）郡守，彼时“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文教不兴，礼仪未备。
阮弥之以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技术教导闽越人，是福建有史记载劝民务农、传授先进稼穑方法的第一人。他还组织开拓阡陌，改变了闽地“行经万里，不见汉地”的蛮荒景象，不仅让闽越人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更为侯官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深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见“闽越人不知学，不知礼”，便在乌石山麓择地建房，“兴办学校，邀请江左名士包括阮氏文人来闽讲学”。经其教化，社会出现“家有诗书，市无斗嚣”的局面。他还通过端正士习、招安岛民、绥靖闽疆等举措推动移风易俗、化育夷越，使闽中大治。宋元嘉十三年（436年），阮弥之听闻刘宋开国元勋檀道济被枉杀，“竟叹息忘寝食，以忧卒”。朝廷赐匾“七闽人师”，表彰他开闽地文教先河的贡献。阮弥之崇文重教、务实笃行、心怀家国，可以说是侯官文化精神的早期萌芽。
李椅与常衮：接力兴学
唐代中期，侯官地区迎来两次重要的兴学活动。第一次是唐大历七年（772年），由福建观察使李椅发起。李椅出身唐宗室，曾任御史、尚书郎、给事中等职，极为重视教育、科举与任官制度。他发现福州府学屋宇狭小、地势低洼且教学荒惰，决定易地扩建新府学。为筹集经费，他“躬率群吏之稍食，与赎刑之余羡，以备经营之费，而不溷于民也”。扩建完成后，李椅制定学规，亲赴学宫讲学兼督导，“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为鼓励学子读书，他将兴学与南选仕宦结合，推荐学业优秀者为地方官候选人。李椅虽在任不到三年，但其重教兴学影响深远，儒学在福州开始兴盛，人们“以不学为耻”，有效推动了侯官教育的发展。
第二次是唐建中元年（780年），由福建观察使常衮发起。与李椅侧重府学重修不同，常衮将教育重点放在普及乡校上。他在各地“设乡校，延名师儒以教闽人”，“使作文章，亲加讲导”。针对乡间人多不识字、话语与中原不同的问题，他编撰启蒙识字儿歌，提高民众识字率。对待读书人，不论贵贱，“衮亲与之为宾主礼”。他注重选拔优秀学生赴京参加科考，使福建的“岁贡士与内州等”。贞元十二年（796年），朝廷敕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州、建州、福州官吏皆赴长安依例称补，标志着侯官文化教育的进步获得朝廷认可。
李椅与常衮，一个重府学，一个重普及，二人接力兴学，联手推动儒学在侯官扎根，共同涵养着侯官文化的精神气质。
王潮和王审知：乱世坚守
唐朝末年，中原战乱，王潮、王审知率部举族南迁入闽。景福二年（893年），朝廷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潮在福州设立“四门义学”。唐代中央设的四门学，与国子学、太学同属国子监，区别在于国子学与太学分别招收三品、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除七品以上官员家族的子弟外，还对平民百姓中的俊秀之士开放，没有身份限制，招生名额也较多。王潮所设“四门义学”，规格高于当地原有府学、州学，具有高等教育性质，且由政府全额资助，提供免费教育。
王审知继任后，进一步推动侯官教育：一是将“四门义学”迁至九仙山麓，后在福州留晖门外（今圣庙路）拓建，聘请著名文人陈郯、黄滔等为四门博士。王审知按期亲临考阅，论才授职。二是设立招贤院，收纳北方避乱入闽的学者名士，请他们助力发展文化教育。三是鼓励各地广设学校，由政府拨给经费，教育得以普及。
王氏兄弟的兴学政策，促进了侯官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宋代侯官教育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在乱世中坚守文脉、崇文兴邦、务实安民，体现了侯官文化的精神底色。
“海滨四先生”：纠偏学风
两宋时期，随着大量宗室士族南迁和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侯官文教发展达到鼎盛。宋代福州进士及第人数众多，曾出现一县举子联魁三榜、“一榜三鼎甲”的盛况。但在普遍追求科考功名的背景下，“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侯官的陈襄、陈烈、郑穆、周希孟在福州首倡“明经术、励品行”的治学思想，成为闽学先驱，被尊称为“海滨四先生”。
陈襄被誉为“理学倡导第一人”，他在侯官创建古灵书院，在浦城“创学舍三百楹，亲自讲授，从之学者逾五百士”。当时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捷径，而理学与科举没多大关系，陈襄却成功将理学引入书院并列为主课，殊为不易。陈烈“学圣人之言，必践其实；稽先王之法，必适于时”，先后在长乐翁山书院、福州郎官巷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开北宋新儒学之先声。郑穆任王邸侍讲时，“讲说有法，可为劝戒者,必反复擿诵，岐、嘉二王咸敬礼焉”；任国子祭酒时，“每讲益，无问寒暑，虽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礼送迎。诸生皆尊其经术，服其教训”。周希孟“通五经，尤邃于易”，任福州州学教授期间，摒弃辞赋之学，以经义为本。蔡襄任福州太守时，对周希孟教育理念极为推崇，支持其扩建学宫，使福州成为东南学术重镇。
“海滨四先生”不随波逐流、不困于时俗，通过讲经布道、躬行实践与学术创造，开启了闽中学术界经世致用的新风气，为朱子理学传入侯官做了铺垫，凸显了侯官文化科学严谨、创新实干的精神内核。
黄榦：弘道终身
南宋时期，理学兴盛。
作为朱熹的得意门生兼女婿，黄榦自25岁起便追随朱熹讲经论道，编修礼书，专心治学。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危时，将深衣（古代一种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礼服，属于儒家传统服饰形制）与所著之书授予黄榦，留下“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的遗言。黄榦不负所托，终身以传播朱子理学为己任，即使在地方官任上，也常白天处理公务，晚间讲学论道。他致仕回乡授徒，声名远播，“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在福州创建了竹林精舍、云谷书楼、高峰书院等书院，并在栗山书社、闽县县学讲过学。他还利用民间的一些闲置居所讲学。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讲学方式，黄榦使侯官成为后朱熹时代继闽北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的又一理学中心。
千年文脉，薪火赓续。从阮弥之开教化到李椅、常衮兴儒学，从王氏兄弟乱世坚守到“海滨四先生”纠偏学风、黄榦传播理学，众多侯官先贤闪耀历史星空，为近代侯官英才辈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和精神支撑，也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侯官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