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这一伟大壮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一、党依靠核心掌舵校正了前行方向
红军被迫长征的直接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打响以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长征初期，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携带大量笨重物资，行动迟缓，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却也付出了极大牺牲。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严酷的现实，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严重危害，强烈要求改换中央领导，纠正错误军事路线。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推行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被历次反“围剿”胜利实践反复证明的积极防御战略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原则。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将正确的军事路线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军事上的转危为安。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此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束缚，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自主决定革命的战略方向和重大决策，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打开新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新征程上，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定不移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二、党依靠严密组织和纪律保持了团结统一
长征途中，红军因频繁作战而大量减员，战斗序列时常被打乱，但我们党始终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使党组织成为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千难万险中不中断、不动摇，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强调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来恢复和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与此同时，总政治部还在党员中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扩大吸收具有革命觉悟的新战士入党，使党的组织在部队减员打散的困难条件下不断得到恢复和壮大。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三连副连长李玉胜把失散掉队的28名伤病员收拢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历经千难万险走出草地，回到党中央身边，写下了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的佳话。党组织像磁铁一样把红军将士紧紧凝聚在一起，使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中统一和强大战斗力。
不论面临多么恶劣的环境，党和红军始终坚持严守纪律。朱德同志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1935年1月进入遵义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布《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规定了官兵要整齐武装服装、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等八项注意。党中央始终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铁一般的团结在中央的战略方针周围”，坚决执行中央战略部署与作战命令。面对张国焘罔顾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朱德、刘伯承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与之斗争。朱德同志坚定表示：“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广大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使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一个政党、一支军队遭遇重大挫折，能否做到组织不散、队伍不乱、信念不垮，是检验其组织生命力的试金石。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的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经受住了考验，没有重蹈旧式武装力量大败之后溃散瓦解的覆辙，而是团结一致从危局、困局、险局、死局中突围出来，走向胜利。究其根本在于，党的组织体系始终没有散、党的组织纪律始终没有松、党的组织功能始终没有停。中共中央权威得以维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令得以坚决执行、革命火种得以保存，离不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高度自觉的组织观念、大局意识与团结精神。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严密的组织体系、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是形势复杂、越是挑战严峻，越要夯实党的组织根基。新征程上，必须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强组织根基。
三、党依靠人民凝聚了磅礴之力
长征途中，党领导的红军一面抗击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面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积极开展抗日动员。党坚持把自身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播撒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为长征取得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此作为抗日前进阵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党中央将开辟新根据地与抗日救亡任务紧密结合，确立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9月28日，在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随着长征持续推进，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成为激励各路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翻越千山万水、战胜重重险阻的精神旗帜。
我们党始终将宣传抗日主张作为凝聚人心、唤醒民众的核心政治任务，在战略转移的艰苦行军中持续开展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明确宣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郑重承诺“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党和红军通过印发宣言、书写标语、召开群众集会、上门宣讲等形式，向沿途各族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讲清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本质上是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妥协退让，积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顺应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共同期盼，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让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是救国救民的正确抉择。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她们看到徐解秀家里连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正是这种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让红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最终取得长征伟大胜利，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
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新征程上，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1935年10月，陈云同志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1936年，毛泽东同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不移沿着我们党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持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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