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空间不时出现打着“重新发现历史”“颠覆传统认知”旗号的“伪史论”。从把1644年明清鼎革解释为所谓“中华文明中断”的“1644史观”，到宣称“唐朝不存在”“宋朝延续八百年”，也有“峨眉山就是阿尔卑斯山”“《永乐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牵强附会的荒唐叙事，再到把大量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中外史料一概归结为“后世伪造”。这些说法虽然内容各异，却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以主观猜测代替客观事实，以孤立片段代替历史总体，以单一因果解释复杂历史，以不可证伪的阴谋论取代科学的历史认识。“伪史论”不仅是极端歪曲中国历史，而且虚构西方历史。
面对“伪史论”的持续蔓延，我们必须深入辨析、强力批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对于“伪史论”，我们需要从史料学、考古学、年代学等方面具体辨伪，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某个朝代究竟存不存在”“某件文物究竟是真是假”的层面，还不足以真正说明问题。“伪史论”更深层的错误是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从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出发认识历史。用唯物史观审视就会发现，形形色色的“伪史论”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表现。
历史不是任意书写的文本
“伪史论”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史书既然是人写的，就可能是假的；既然一些史料可能存在讹误，那么，整个历史体系也可能是后人编造的。这种逻辑看似体现“怀疑精神”，实际上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历史认识具有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历史本身没有客观性。历史从不是主观臆造的故事，而是经由多重史料交叉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客观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过程。史书、档案、碑刻、简牍、墓志、钱币、建筑和考古遗存，是这个客观历史过程留下的不同痕迹；历史学则是后人依据这些历史遗存了解过去的知识活动。历史认识当然可能存在偏差，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也可能作出不同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事实可以随解释者的意志而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抽象观念和主观想象出发解释历史，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列宁则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将这一原则概括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毛泽东更进一步，把“现实的人”落实为“社会实践中的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直接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把历史唯物主义落实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解释方法，即解释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必须追溯产生它们的现实政治经济条件。经典作家的这一基本立场把历史研究重新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之上。
以所谓“唐朝不存在”为例，要判断唐朝是否真实存在，关键并不在于某一本史书是否“绝对可信”，而在于公元7世纪至10世纪的社会生活究竟留下了什么。唐代墓志、敦煌文书、碑刻题记、寺院遗址、钱币、陶瓷、墓葬，以及日本、朝鲜半岛、中亚等地区的大量相关记载，共同构成相互联系、彼此印证的历史证据体系。要宣布“唐朝不存在”，就不仅要否定《旧唐书》《新唐书》，还必须解释这些相互独立的历史遗存和域外记录为何会同时存在。
历史的客观性并不依赖某一本史书的“绝对权威”，而存在于现实社会实践及其留下的无数历史痕迹之中。具体史料可以辨伪，个别文献可能有错讹，某些文物的年代判断也可能存在争议，但千千万万人长期社会生活形成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被后人凭空制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与客观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但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前人留下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制度传统、语言文字和文化记忆。因此，历史当然是人创造的，却绝不是人可以任意编造的。
历史发展不是单因果运动
所谓“1644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明清鼎革无限放大，把1644年设定为解释此后数百年中国历史命运的绝对起点。近代中国为什么逐渐落后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为什么遭受列强侵略？为什么近代转型异常艰难？这些本来涉及生产力发展、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科学技术、国家制度、财政军事能力和社会结构变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但“1644史观”却试图给出一个异常简单的答案：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1644年。这种解释看似抓住了一个“关键节点”，实则把复杂历史归为单因果决定论。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对这种简单化的历史观作过极为深刻的说明。他指出，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形成一个总的结果。他进一步强调，“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重大结果从来不是某一个孤立原因机械作用的产物。明朝灭亡不能只用一个因素解释。财政危机、土地关系、政治运行、边疆压力、自然灾害、农民战争，以及东北地区政治力量兴起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明清鼎革的复杂历史条件。同样，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也不可能由1644年这一年份决定。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怎样形成？传统农业社会为什么越来越难以应对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清代财政、军事和国家治理能力为什么在近代面临严峻挑战？这些因素只有放在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分析社会历史变迁，必须深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他强调不能从社会意识自身寻找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原因，而应深入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物质基础。毛泽东则从辩证法角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矛盾论》在肯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般具有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重要反作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首先是现实社会关系运动的历史，而不是观念自我演绎的历史。
判断一个历史时代，不能以这个时代如何描述自己为最终依据，更不能以后人的主观想象取代对历史事实的考察，而应深入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实际运动之中。因此，研究近代中国为什么逐渐落后，需要研究清朝政治制度及其历史局限，但不能把整个问题简化为“某一个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进入具体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世界历史进程。“1644史观”看似提供了一个确定答案，实际上取消了真正的历史研究。因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性，而“伪史论”常用一个简单答案逃避复杂性。
中华文明连续性不能等同于王朝连续性
唯物辩证法要求在联系和发展中认识事物。一个旧的王朝灭亡，并不意味着其整个社会立即归零；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也不意味着经济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和基层生活一夜之间全部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846年，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谈到：“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文明的连续性不是说社会制度、王朝、疆域、生产方式永远不发生变化，而是说后一个历史阶段总是在前一阶段形成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1940年，毛泽东在谈及中国新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原理：每一代人都不能任意创造自己的历史起点，而必须从上一代留下的历史条件出发。
实际上，这非常接近今天所讲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含三个层次的意涵：一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存在历史连续性，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历史继承关系，三是历史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传统，而是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王朝更替、社会冲突、民族融合、制度变迁和文化转型。恰恰相反，文明的连续性是在不断变革中实现的历史继承性。王朝可以兴亡，制度可以变迁，社会结构可以重组，但后一历史阶段总是在前一阶段留下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思想文化、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忆基础上展开。因而，不能以“王朝更替”等同于“文明断裂”，也不能以局部史料争议否定整个文明演进的历史连续性。
1644年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但重大转折不等于文明突然中断。明清易代包含激烈战争、政权重建和制度调整，也存在大量社会关系的延续。农业生产继续、商品交换继续、地方社会继续运行、汉字系统和大量文化传统仍在延续，同时，各民族之间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展开。历史中的“断裂”与“连续”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历史辩证法要求在连续中看到变化，在变化中把握连续。而“伪史论”恰恰采用形而上学的二元思维：不是彻底延续，就是彻底中断；不是“自己人”，就是“外国人”；不是盛世，就是毁灭。这种思维看似清晰，实际上无法解释真实历史。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王朝更替、社会重组、民族交往、制度变革和文化吸收的过程。秦汉不同于先秦，隋唐不同于秦汉，宋代不同于唐代，明清也与此前存在明显差异，但变化从未取消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恰恰相反，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正体现在能够不断吸纳新的历史因素，在变化中延续，在融合中创造。因此，不能把今天的民族概念机械套用在千百年前的历史关系上，更不能把古代政治集团简单等同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外国”。人口迁徙、族际通婚、经济交换、政治整合和文化互动长期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发展的。真实的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个封闭血缘共同体的历史，而是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历史。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伪史论”还有一个深层问题，是把人民从历史中驱逐出去。在一些叙事中，中国历史似乎只是几个皇帝、几个王朝和几个统治集团轮流登场的政治戏剧。明朝皇帝退场，清朝皇帝登场，整个中华文明似乎也随之“中断”。这种看法本质上仍是一种帝王中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论断之一。它的针对性非常明确：历史并不是少数思想家、英雄人物或者所谓“精神精英”的作品，而是现实群众的社会实践过程。恩格斯进一步讨论了个人与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某个历史人物能够发挥作用？为什么他的主张能够得到千百万人的响应？因此，唯物史观不是“否定英雄”，而是反对把英雄个人看成脱离社会条件、独立创造历史的力量。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尤其强调群众在革命和重大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这句话把“群众创造历史”的一般哲学原理具体化为重大社会变革的现实机制：社会革命不是少数人的策划和操纵，而必须成为千百万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行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四个字非常重要，它明确规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不是说杰出人物没有历史作用，而是说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主体来看，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领袖、思想家、政治家能够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必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把思想和主张转化为现实。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把历史重新还给现实的人、还给人民群众。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层基础，不在某一姓王朝的皇位是否延续中，而在一代又一代人民不间断的社会实践中。如果把中国历史等同于某一个王朝的历史，那么，秦亡以后中华文明是否已经“中断”？汉亡以后是否又“中断”一次？隋唐宋元之间又该如何解释？显然，王朝可以灭亡，文明却能够延续；政权可以更替，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并未停止。从人民史观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1644年中华文明突然中断”，实际上是把王朝史简单等同于文明史。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结果，更是广大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生产、生活、交往和创造的结果。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根本不在于某一个王朝从未灭亡，而在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未停止创造历史。
“伪史论”为何最终走向“阴谋论”
科学认识从来不拒绝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学术发展。但真正的怀疑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也必须允许自身接受反面证据的检验。“伪史论”看似极端怀疑，实际上却具有一个明显特点：它怀疑所有既有历史材料，却很少怀疑自己的判断。史书不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说史书被篡改；考古材料不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说文物是伪造的；域外史料不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说外国材料也参与造假；专业学界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就进一步假定整个学术共同体都在维护一个骗局。一个原本应该接受证据检验的历史假说，由此变成了永远无法被事实否定的封闭体系。它的逻辑也从“根据事实形成结论”，倒转成了“根据结论选择事实”。这不是科学的怀疑主义，而是主观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性作用。历史无法重新发生，但人们可以通过文献互证、考古发现、年代测定、社会结构分析和跨地区比较，不断深化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如果一种观点事先宣布所有反证都是假的，它并不是比历史学更加深刻，而是已经取消了自身接受事实检验的可能性。这种“伪怀疑主义”发展到最后，往往成为一种特殊的盲信：怀疑史书，却轻信短视频；怀疑专业研究，却迷信网络博主；怀疑经过长期考证的历史文献，却把来源不明的图片和只言片语视为“铁证”。
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则进一步加速和放大了这种倾向。真实的历史研究往往复杂、严谨，需要大量材料和细致论证；网络传播却更偏好简单结论、强烈情绪和巨大反转。“唐代政治制度怎样演变”很难成为流量标题，“唐朝根本不存在”却极具点击吸引力；“明清社会转型的多重原因”需要较长篇幅才能说明，“中国近代一切问题始于1644”却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情绪动员。于是，“颠覆认知”“被骗了几百年”“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真相”等话语成为模式化包装，历史议题被转化为争夺注意力的流量产品。因此，对“伪史论”的回应不能只有事实辟谣，还要提升优质历史知识的公共传播力，让科学的历史观以公众容易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进入网络空间。
真正的历史自信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
批判“伪史论”，也不能用一种简单化取代另一种简单化。不少人之所以关注所谓“1644史观”，实际上是想了解一些真实而重大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为什么逐渐落后？晚清为什么陷入严重危机？为什么中国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而且应该研究。问题从来不在于能不能批评清朝，任何封建王朝都可以接受历史分析和批判。清代政治制度有哪些局限，文字狱产生过什么影响，晚清政治为何走向严重危机，都属于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问题。
我们真正要反对的，是把制度批判变成血统批判，把具体历史分析变成族群归罪，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简化为单一“罪因”。真正的历史自信不需要虚构一个“完美历史”，成熟的历史自信能够正视辉煌也能够面对挫折，能够肯定历史成就也能够分析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要求我们把历史放回现实社会运动中去认识。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破除“伪史论”迷雾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伪史论”的问题，不只是讲错几个历史故事，更是在于可能损害人们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它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极具反智主义色彩的变种之一，将对我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认为证据不重要、感觉最重要，复杂历史不重要、简单答案最重要，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仅是历史知识，而且是社会的理性精神。
历史当然可以重新审视，既有结论当然可以质疑，新的材料也可能改变人们的一些具体认识。但有一条边界不能取消：事实不能服从想象，证据不能服从情绪，历史不能服从流量。坚持唯物史观，就是把历史重新放回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从历史自身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从预先设定的结论中寻找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不美化历史，也不虚无历史；既能正视中华民族走过的曲折道路，也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何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