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已经形成的规模和赛道优势，又要补齐需要长期积累的技术短板；既要实现单项技术、产品的突破，又要打通创新转化、价值提升、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中的堵点；既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变革机遇，又要防范新的技术代差，守住产业安全底线；既要依托开放整合全球资源，又要应对外部遏制、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这种多重目标、多重约束、多重博弈的复合发展场景，无成熟经验可鉴、无固定路径可循，构成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考验着我国产业发展韧性、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治理水平。
近年来，多地持续推动产业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制造向“制造+服务”全链条升级。图为2026年8月25日，在一家公司焊接车间内，工人利用焊接机器人作业。 新华社发 王志伟/摄
源头创新与技术积累仍有短板，产业发展根基仍需夯实。一方面，随着我国越来越多领域进入“无人区”，现有技术和成熟路径难以借鉴，保持领先更加依赖自主基础研究突破。但源头创新供给尚不能充分适应这一要求，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7.08%，虽创历史新高，但与世界科技强国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既需要快速突破的“短赛道冲刺”，更需要持续迭代的“长周期耐力赛”。比如，发达国家在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研发投入、复杂工况验证和多代产品演进。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在民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其CFM56系列发动机累计飞行超过13亿小时，为新一代LEAP发动机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相比之下，我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国产大飞机依然面临一些“卡脖子”问题，必备的积累过程是实现追赶必须跨越的门槛。
产业体系协同存在堵点，链条融合效能有待释放。从创新链看，产学研用衔接不畅的问题尚未根除，应用需求未能充分融入研发前端，技术成果往往到产业化阶段才暴露出适配缺陷；从价值链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不够，重制造、轻服务的路径依赖尚未打破，服务型制造的价值潜能有待释放；从产业链看，整机突破与基础配套能力提升尚不同步，大飞机、远洋船舶等“大块头”不断取得新进展，但部分关键零部件等“小家伙”仍存在薄弱环节；从空间布局看，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尚不均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集聚全国六成以上国家级集群，东北、中西部集群规模与配套能力仍需加强。同时，跨区域技术协同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也制约了优势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人工智能+制造”竞争加速，抢占先机仍受多重短板制约。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阵地。对照这一变革要求，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仍面临多重制约。基础数据层面，我国全谱系工业场景蕴藏大量生产经验和工艺知识，但数据分散、标准和接口不统一，“老师傅经验”等隐性知识难以有效沉淀，制约着人工智能向生产核心环节深度渗透；算力模型层面，高端算力芯片、工业大模型等仍有短板，特别是制造业细分领域具有“一米宽、百米深”的特点，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深厚工业知识的行业垂直模型和智能体供给不足；规模应用层面，现有应用以局部环节、单点场景为主，贯通生产全流程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供给不足。同时，企业数智化转型成本高，中小企业缺乏“开箱即用”成熟解决方案的困境仍然突出。
全球产供链重构趋势加剧，外部约束更趋复杂。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这一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稳定可靠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地缘冲突与国际竞争持续冲击全球产业网络，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全球产业网络受到更多非经济因素干扰。有的国家围绕先进计算芯片等领域多次加码出口管制，并通过“硅和平”等框架强化与盟友协作，加大我国获取先进技术、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难度。欧盟对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同时，还综合运用投资审查等工具加强监管，使我国企业面临从产品出口至海外投资限制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封锁、市场壁垒、规则博弈叠加，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韧性建设、全球布局和国际合作构成持续挑战。
详见：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信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文章《先进制造业调查：锻造大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引擎》
（策划：郭斐然 舒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