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雄辩地证明，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文明统一性之所以形成并持续巩固，有其必至之势与必然之理，是互补共生的交流交往、深刻悠久的政治实践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三者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
互补共生的交流交往，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并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基础。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指出的，“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中国地势完整开阔，北抵戈壁草原，西倚高原群山，东、南濒临大洋，天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地理单元；单元之内，长江黄河横贯东西，平原广袤、水网密布，形成了覆盖全域的流通脉络。在这片广袤国土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仅孕育出农牧渔猎等多种经济形态，纵横交错的江河漕运与四通八达的陆路驿道，更为社会交往与物资流动开辟了通途。中原的粟麦桑麻、江南的稻米丝绸、巴蜀的盐铁布帛、滇黔的茶叶药材、西北的皮毛矿产、沿海的鱼盐珠贝，各地物产各具特色又彼此补充，织就了互补共生、共济共成的经济网络。历代王朝顺此大势，不断加强内部经济的互联互通。隋唐以降，大运河贯通南北，实现“南粮北运”，成为维系王朝运转的经济水脉；宋元明清，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内在联系不断走向深入。频繁深入的经济社会交流交往，催生了向内凝聚的政治整合需求；共居共生的社会联结与同文共贯的血脉纽带，塑造了相融共通的文化风俗与价值观念，将不同人群逐渐凝结为“九州一统”的命运共同体。
超大规模的政治治理，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并得以维系的制度成因。“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广土巨族的国家，必须采取集中统一的治理策略，将亿万民众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只有集中，才能组织起超大规模的共同体生活；只有统一，才能维护集中，安顿好超大规模的共同体生活。历史上，郡县制与盐铁官营等制度的推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增强中央实力；改土归流、盟旗藩部等制度的实施，强化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控；御史台、都察院等专职监察机构的设置，纠举弹劾官员的越权行为，维护中央权威；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既为国家政权选拔吸纳了各地人才，也实现了对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的整合统一。凡此种种，不断强化社会向内凝聚的发展态势，共同塑造了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在历史的漫长演进中，统一与集中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中国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统一不断加强的过程。从上古到近现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归统一都顺应并强化了大一统传统的历史势能，每一代的统一经验都被后代继承改进，推动中国走向更为巩固的团结统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在长期治理实践中，为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所凝结出的独特政治智慧与文明特质。
任何文明特性的形成，都植根于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在宇宙观层面将人与天地万物看作一个关联贯通的整体；在伦理维度将家、国、天下层层打通，把国与天下视作家一般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国同构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源性的结构特征，将个人、家庭、邻里、宗族、社会、政权乃至天下紧密联结在一起，是捍卫国家统一最为强固、不可撼动的根基。依托这一根基，孕育出“天下一统”的政治认同和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礼记》有言，“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天下一家”的理念，使这一共同体内部生发出如同家庭一般亲密和睦的联结力量。当这种“天下一家”的亲亲之情遭遇外来侵略时，就会转化为捍卫家邦、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动能。保土即是保亲，卫国即是卫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历次遭遇民族危难之际展现出强大斗志、昂扬精神与团结意志，正是因为家国天下对中华民族而言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中华民族观念中个人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也绝非孤立个体对共同体的简单隶属，而是同根一体的家邦联结。这种兼具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打下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构成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走向复兴的精神支撑。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震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