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强预期管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陈彦斌
预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也是宏观政策传导的关键枢纽。能不能有效引导预期、稳定预期，直接关系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和经济运行的质量。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面临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问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增强发展信心越是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对“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作出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刻把握当前预期变化的新特征，在加强预期管理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优化政策传导、稳定市场信心，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加强预期管理是当前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
预期，作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判断，是投资、就业、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越大”。现代经济社会中，随着金融深化、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预期的敏感性、传染性、自我实现性显著增强，细微波动便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放大共振。特别是预期转弱时，投资消费意愿下降，紧缩效应容易自我循环、自我强化，治理成本成倍上升。预期关乎经济运行的方向和节奏，引导和稳定预期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预期管理是在应对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和成熟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以“炉边谈话”直接传递政策决心，对政府引导预期作出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以力度空前的货币紧缩重塑市场通胀预期、应对“滞胀”困境，德国联邦银行等央行以货币政策纪律保持价格稳定，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广泛使用前瞻性指引，进一步拓展了预期管理的操作空间。纵观发达经济体在应对重大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实践，预期管理从阻断危机传导的应急手段，到重塑市场信心的重要安排，再到政策工具的持续创新，逐步跃升为现代宏观政策框架的重要支柱，在稳定市场信心、平抑经济波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预期管理突出目标引领，一个个五年规划接续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为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我国对国家发展规划专门立法。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领/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演进，预期生成和传导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改变，预期变化之快、传染之强前所未有，对加强预期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政策信号主要通过官方发布和新闻媒体单向传递，渠道集中、节奏可控，政府掌握着预期引导的主动权。如今信息传播呈现高频次、广覆盖、碎片化的鲜明特征，社交网络深度渗透，各类自媒体迅速兴起，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门槛大幅降低。海量信息中信号与噪声混杂，正负面情绪跨市场、跨群体快速传染，经营主体容易在信息过载中产生误判。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容易固化特定预期、放大极化情绪，预期赖以锚定的历史经验、政策目标、心理价位等参照系不断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更使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内容快速扩散，加大了经营主体甄别信息的难度。传统上以月度、季度为单位的政策沟通节奏，已难以适应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的信息传播速度，应急式、局部的预期管理方式暴露出诸多短板。
如何更为有效地引导和稳定预期，对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是各国共同面对的宏观经济治理难题。实践中，宏观政策沟通的效果越来越难以把控，市场反应与政策意图出现背离的情形屡见不鲜，传统治理工具的有效性明显下降。预期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形成于信息传播相对缓慢的年代，对当前信息爆炸、算法主导条件下预期如何形成、如何演化、如何引导等新问题缺乏深入认识。对我国而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提出了紧迫要求，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就越突出，需要我们作出不懈探索，持续深入认识预期问题并完善预期管理机制。
二、新时代我国加强预期管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预期管理，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定政策基调，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十四五”时期，连续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对做好稳预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在预期管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做法，预期管理广泛应用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贯通长期、中期、短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健全的目标体系凝聚预期共识，破解“锚点模糊”。目标是预期的锚，预期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提供清晰可信的参照系。我国预期管理突出目标引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与一个个五年规划相互衔接、接续推进，五年规划确立阶段性目标，年度目标、各地区各部门目标层层分解、有机衔接，一张蓝图绘到底。并且，目标设置不是就增长论增长、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覆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的系统性引导。这些目标中，既有定性目标的方向引领，又有定量目标的具体锚定。定量目标中，预期性指标重在引导经营主体的自主行为，约束性指标则是必须确保实现的底线任务。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目标引领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有中期评估、政策配套，确保说到做到。全社会对宏观经济治理的信任，不断在各项目标的如期实现中累积和巩固。
经济手段是预期管理的主要依托，相比欧美主要经济体更多依靠货币政策，我国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等各类政策的协同配合。有关部门适时解读政策、回应关切，确保沟通的连续性和时效性。图为2026年8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以长中短期的结合保持发展定力，避免“预期紊乱”。稳定预期既需要方向确定，也需要节奏连续。我国的预期管理，注重长中短期结合，形成了稳定连贯的制度安排。长期看，以五年规划为统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一以贯之，不因短期因素动摇长期方向。以“六张网”为代表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为经营主体提供清晰可预期的长期发展环境。中期看，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规律性认识，明确次年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年度主要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密集释放政策信号。短期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定期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定期部署针对性举措，各部门适时解读政策、回应关切，确保沟通的连续性和时效性。在一些欧美经济体，选举周期和党派博弈使宏观政策短期化、摇摆不定，市场在反复转向中无所适从。相比之下，我国长中短期有机衔接的发展安排，有效避免了政策频繁转向产生的预期紊乱，更能为经营主体提供稳定的基本面预期。
以多元化的手段协同发力，打破“单一工具依赖”。预期管理必须打好政策“组合拳”。我国的预期管理，坚持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协同发力，不断拓宽预期管理的内涵。经济手段是预期管理的主要依托，相比欧美主要经济体更多依靠货币政策，我国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等各类政策的协同配合。近年来，我国坚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扩内需，持续加强逆周期调节，既直接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也明确传递出宏观政策持续加力的信号。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经营主体提供了稳价格、稳市场的明确预期。同时，着力强化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把各类政策与改革举措统一纳入评估范围，防止“合成谬误”。在经济手段之外，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政策同向发力，主流媒体深入开展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阐释政策意图、回应社会关切，共同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预期。
新时代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预期管理持续加力，预期改善与经济发展相互强化，推动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十三五”和“十四五”10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5.6%，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今年以来，面对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问题，我国坚持把稳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2026年9月，我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连续6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高水平；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上；消费者信心指数表现总体好于上年同期。
三、坚持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围绕经济运行建立起来的制度整体，其结构和运行方式必须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完善。当前，预期生成和传导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市场预期更趋敏感、更易波动。在此背景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的重要部署，把预期管理内嵌于战略谋划、政策制定、组织实施、评估反馈、动态调整各个环节，使预期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系统完备的制度安排。依托制度体系的稳定运行实现常态化预期引导，才能从根源上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在战略谋划环节，以方向和目标的确定性锚定长期预期。战略谋划是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的起点。国家发展战略是经营主体长期决策的重要依据，战略方向明确、目标清晰，长期预期才有坚实依托，后续各个环节的引导才能顺畅衔接。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首先是要保持重大战略方向和目标的连贯稳定，不因短期形势波动而摇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清晰的长期参照，应当一以贯之坚持下去。同时，需要进一步做好中长期目标与年度目标、各地区各部门目标的层层衔接，使目标既有方向引领、又有具体抓手。不断在实现目标任务中累积信任，才能使“说到做到”成为有力的预期引导。
在政策制定环节，实现市场理解与政策意图相向而行。政策制定是宏观经济治理中信号释放最密集、市场反应最敏感的环节，也是容易发生预期分化的环节。一项政策能否起效，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更取决于市场对政策作何理解。将预期管理纳入政策制定环节，需要不断完善政策预期影响评估等机制。重大政策出台前，充分预判可能引发的市场反应，统筹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和方式。近年来，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统一纳入评估范围，并将改革举措一并统筹，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各项政策信号相互冲突、避免“合成谬误”。同时，还需要更好推动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同步谋划、同步推出，让权威声音跑在市场猜测之前。如此，政策出台的过程同时成为预期引导的过程，政策效能自然得以放大。
在组织实施环节，确保政策信号在传导中清晰一致。中央统筹主导、地方协同落实的分层治理架构，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信号能否及时准确地传导到基层和市场，直接关系预期管理的最终效果。组织实施是宏观经济治理中高度贴近市场的环节，各地区各部门应在具体执行中确保政策信号自上而下贯通到底，杜绝选择性执行、层层加码和打折扣。不同地区的解读口径、落实举措不一致时，经营主体接收到的信号就会出现差异，同样会扰动预期。因此，不同地区在实施宏观政策、改革举措时，也需要相互协调、保持横向一致。政策和改革的红利清晰一致地抵达每一个经营主体，带动居民和企业预期改善，宏观经济治理才能保持应有的方向和力度。
在评估反馈环节，密切跟踪政策效果和市场反应。预期变化往往快于经济运行变化，把预期监测做实做细，做到反应及时，才能抓住引导预期的有利时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需要健全预期监测预警与闭环反馈机制，既要评估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的经济效果，也要依托预期监测体系跟踪预期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非预期效应。同时，评估反馈还应承担风险预警功能。风险事件尚未爆发时，风险情绪往往已先行扩散，对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的监测，需要跟踪风险情绪的传染苗头，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声，把风险情绪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动态调整环节，让调整过程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治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而动态调整，而调整的可预期性，决定了调整本身能否成为稳定预期、增强信心的契机。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还要完善规则化调整与过渡安排机制。我国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试点先行、渐进推进的成熟做法，许多重大调整都通过先行先试、设置过渡期的方式平稳落地。政策和制度因形势变化确需调整时，应事先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说明，明确调整的条件、方式和步骤，避免“急转弯”。同时，合理设置过渡期和适应期，使经营主体在调整期也能形成稳定预期。让经营主体清楚政策何时调、怎么调，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才能在动态运行中保持预期引导的连续性，形成从锚定、引导到反馈、完善的完整闭环。
四、在加强预期管理中着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着眼的是长远，旨在从制度层面解决常态化预期引导的问题。作为一项仍在创新探索中的治理实践，当前我国预期管理仍有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部分领域政策信号不一致、多头解读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一些领域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不足，影响了经营主体的长期预期；现有统计监测体系对预期信息的捕捉和感知在前瞻性、精准度上还有欠缺；“政策语言”向“市场语言”的转换还不够顺畅，经济宣传的时度效有待提升；等等。预期偏弱是当前供强需弱矛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必须把预期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有针对性地加强预期管理，不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实际成效支撑预期改善。长期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不断依靠有力有效的实际行动支撑预期改善。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为进一步稳增长稳预期指明了方向。稳增长是系统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预期管理，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更好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作用。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把事前、事中、事后评估贯通起来，避免各项政策之间形成冲突或掣肘。一旦出台的政策产生非预期效应，应及时作出调整，严防负向影响的扩散。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可预期、可信赖的良好发展环境。相比短期政策支持，企业等经营主体更看重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稳定预期既要靠政策力度，更要靠制度确定性。进一步加强预期管理，应当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强化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健全涉企政策征求意见与过渡期安排机制，让广大经营主体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提高预期管理及时性、精准性。现代信息技术既加剧市场预期波动，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工具，必须充分用好前沿技术，看清预期、读懂预期。要构建常态化、多维度的预期监测体系，整合企业和居民调查等常规数据与网络舆情、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高频数据。运用自然语言处理、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情绪分析、观点挖掘与预期演化追踪，动态感知经营主体的预期与信心变化，推动预期研判从“事后认知”向“事前预判”转变，为精准引导预期提供科学支撑。
创新做好经济宣传，弥合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政策解读上积极探索，通过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把“政策语言”转化为“市场语言”，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进一步加强预期管理，应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模糊认识，防止信息真空引发猜测和误读。针对不同群体，运用差异化的政策解读方式，更好将专业政策语言转化为经营主体可知、可感、可接受的表达，增强经济宣传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以有效沟通引导市场和社会形成合理预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