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与政治极端化透析
李清如 吴怀中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达三十余年的经济低迷。战后高速增长积累的发展红利逐步消退，经济韧性持续弱化，社会矛盾不断累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借机以民粹叙事煽动社会不满，以炒作外部威胁转嫁内部矛盾，逐步强化对政坛的掌控，推动国家路线右倾化与政治极端化。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上层建筑与政治体制进一步畸变，使日本日渐脱离战后经济优先、和平发展的轨道，公然转向追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与军事大国的目标，加速向“新型军国主义”方向蜕变。这不仅对日本而言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更大幅抬升地缘对抗及军事冲突风险，成为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的重大隐患。
一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一场系统性衰退，涵盖经济增长、产业迭代、民生保障、人口结构、国际影响力诸多方面，打破了战后经济社会相对均衡的格局，催化了日本社会心态异化与政治转向。
增速低迷、全球地位大幅滑落，是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直观特征。战后日本依托制造业快速发展实现经济腾飞，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泡沫经济破灭后，其增长引擎骤然熄火，1992—2025年年均经济增速仅0.8%左右，且多次出现负增长，整体近乎停滞。经济总量全球占比断崖式下滑，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8%左右，规模达美国的约七成，是中国、韩国、东盟三者总和的约3倍；但2025年，其全球占比仅3.7%，体量为美国的14.4%、中国的22.7%。人均指标同样大幅退步，在相同时期日本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居七国集团首位，接近韩国的4倍，但现在已被韩国反超，位列七国集团末位。
产业竞争力衰退、新旧动能断层，是日本经济低迷的核心内因。过往日本凭借精细化生产模式与高端制造优势，长期占据全球工业体系上游。但在三十余年的经济停滞中，优势产业创新迭代迟缓，核心竞争力逐渐削弱，汽车、家电、电子等支柱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流失。日本半导体行业的衰落极具代表性，1988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3%，远超美国的36.8%；到2024年美国产业占比升至50.4%，日本仅剩8.2%。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日本布局全面滞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发展乏力，未培育出世界级龙头企业，没有形成可替代传统制造业的新增长极，陷入“传统产业衰退、新兴产业缺位”的危机。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元走弱、汇率承压，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日本东京都港区一处电子屏显示的美元对日元汇率行情。 视觉中国供图
民生持续恶化、阶层加速下沉，是日本经济衰退的社会缩影。1992—2025年，日本劳动者工资增长近乎停滞，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均实际工资在5万美元左右，同期美国、德国、韩国分别从5.8万、6.0万、3.2万美元升至8.7万、7.6万、6.1万美元。叠加近年来日元贬值与输入性通胀冲击，2022—2025年剔除物价变动后的实际工资年均下降约1.3%；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涨，2025年粮食价格上涨21.9%，其中米类涨幅达67.5%，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比重升至28.8%，创1981年以来最高水平，普通居民生活压力明显增大。同时非正式员工占比从1990年20.2%上升至2025年36.5%，其工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67%左右，若计入福利与社保待遇则差距进一步拉大。随着收入停滞与就业恶化，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从1992年549万日元降至2024年451万日元，年收入400万日元以下家庭占比从34.6%升至44.5%，中产阶层持续萎缩，低收入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向下流动趋势明显。
少子老龄化急速深化、社保财政压力过载，进一步加剧日本经济颓势。日本是全球少子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国家之一，1990—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1%攀升至29.4%，年新生人口从122.2万人下降至67.1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从8590万人缩减至7353万人。劳动力短缺拉低潜在经济增长率，人口减少压缩国内消费市场，社会生产与内需活力不断衰减。同时，社会抚养矛盾突出，1990年约5.8名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名老人，2025年已降至2.0名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名老人，社保缴费端不断收缩、支出端持续扩大，收支缺口长期依靠国家财政填补。近年社保费用已占日本政府预算三分之一左右，成为财政支出中规模最大的项目。随着人口深度老龄化，财政负担还将持续加重。近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始终在200%以上，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作为市场定价标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上行，2026年9月突破3%，创三十年来新高，日本财政体系脆弱性正加速显现。
区域引领力衰落、国际影响力式微，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外部表现。战后日本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成为东亚经济核心，主导区域分工体系。但随着长期经济衰退，其产业带动与技术溢出能力大幅弱化。在中、韩、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占比从1995年23.8%降至2024年5.8%，区域生产网络关键节点地位显著松动。全球层面，日本货物出口占比从1995年8.6%降至2025年2.8%，全球贸易权重持续收缩；世界500强企业从1995年149家锐减至2026年40家。金融市场上，日元曾是全球主要避险资产，但因经济基本面走弱、财政风险加剧、能源贸易逆差扩大，其避险属性褪色，在全球风险事件与地缘冲突升温时，不再随避险资金流入而升值，反因抛售压力而大幅贬值。
二
在战后体制约束与和平发展模式共同作用下，日本贯彻经济优先路线，构建起相对稳定的社会与政治格局。泡沫经济破灭后，原有格局趋于瓦解，社会心态日渐失衡、政府改革屡屡受挫。右翼势力蓄意利用社会矛盾、治理困境，推动日本脱离战后温和政治轨道，走向政治极端化的危险道路。
长期经济停滞催生社会失败情绪，为政治畸变提供深层社会土壤。战后数十年经济繁荣构筑起日本民众稳定富足的生活预期，泡沫经济顶峰期“日本第一”的光环让国民自信空前膨胀。然而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萧条下就业、收入、养老等民生问题集中凸显，日本社会产生普遍不安与焦虑情绪。日本内阁府社会调查显示，对未来生活感到不安的受访者比例从1992年38.9%升至2025年63.9%；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困苦”的比例从1992年9.0%上升到2001年超过20%，近年接近30%。尤其是成长于“失去的三十年”时期的中青年，未曾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红利，却长期面对就业恶化、收入停滞、阶层下滑的困境，易滋生“相对剥夺感”。随着民众焦虑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日本社会理性务实的根基被侵蚀，眷恋过往“荣光”、排斥开放竞争、追捧极端主张的思潮蔓延，这为右翼势力利用民众迫切求变心理，渲染“战后体制”下日本“被剥夺”的受害情绪、将社会内部焦虑引向对外敌意等一系列行径，提供可乘之机。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间，历届政府出台诸多改革方案，但收效甚微、常常半途而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复苏乏力，桥本龙太郎内阁力推金融自由化与财政健全化改革，但未能有效化解银行巨额坏账，且错估经济修复节奏，强行推进财政紧缩，导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核心改革政策也随桥本龙太郎辞职而中断。21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进以邮政电信民营化为标志的自由化改革，以增强市场和企业活力，但其过度放任市场机制，弱化就业与公共保障，加重了阶层分化与民生困境，内需疲软等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2009—2012年，民主党政权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批判与修正，主张扩充儿童补贴等福利保障，但因缺乏稳定财源支撑，未能切实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增长，加之福岛核事故应对失当，造成民众政治信任流失。之后，安倍晋三二次执政，推出大规模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严重缺位，既未解决少子老龄化、产业创新滞后等深层问题，也未打破财阀、官僚体系的利益固化格局，持续宽松刺激推高了政府财政赤字，加剧资产泡沫与贫富分化。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2025年超七成民众认为政府政策并未反映民意。改革接连受挫、政策与民意脱节，民众逐渐放弃对温和改革路线的期待，更容易被号称能快速“破局”的激进主张所吸引和蛊惑。
在社会心态异化、主流改革失效的治理困境下，日本右翼势力沿思潮造势、民意收割、权力掌控路径逐步推进，裹挟日本政治走向极端化。思潮方面，右翼势力抓住战后价值观松动的空隙，重构历史叙事，通过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模糊战争罪责，将历史反省与和平外交污名为“自虐史观”、“屈辱外交”。民意方面，右翼势力一方面把改革乏力归咎于战后体制，将经济复苏与“摆脱战后体制”、“正常国家化”深度绑定，另一方面把国内矛盾转嫁于经济全球化与周边国家，放大外部威胁、刻意制造对立以聚拢保守民意。权力方面，自民党内右翼派系不断积聚力量，新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中间温和力量持续被挤压。安倍晋三二次执政时期，保守团体“日本会议”统合各方右翼势力，使其从政坛边缘力量转变为执政议程制定者，同时与以“在特会”为代表的街头极端排外团体联动，形成体制内外右倾化同频共振。及至高市早苗执政，自民党内右翼势力完成新一轮重组，并与极右翼保守政党日本维新会结成联盟，形成国家政治的主导势力。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465个议席中的316席，执政联盟合计议席占比超七成，而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合”议席大减，政治制衡机制几近失效。2026年9月高市内阁改组，修宪扩军等右翼核心议程全面加码，日本政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向极端化。
三
日本极右势力完成政治动员、执掌国家政权后，将“摆脱战后体制”、“军事大国化”包装为破解国家危机的出路，祭出“修宪扩军、经济备战、阵营对抗”的“毒药方”，推动日本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这一危险转向正在将日本拖入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更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重大风险源。
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国内修宪动向持续发酵，引发日本国内、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图为2026年5月3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修改宪法、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等危险政策。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国家战略定位上，日本右翼力图颠覆战后和平路线，以扩军备战及“再军事化”牵引国家发展方向。总体上，其刻意把“成为正常国家”、“拥有完整国防权”作为重塑国家尊严和地位的标尺，企图用军事扩张实现所谓“一流大国”目标。制度层面，高市政府全力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彻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将日本打造为“能战国家”。加速推动修宪进程，目标是挣脱和平宪法束缚，并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设立国家情报局，加强谍报能力。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军力建设层面，加速构建自卫队跨域及远程打击能力，尤其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无人及人工智能作战体系、“天网电”新质战力等。更为危险的是，高市政府蓄谋破除“无核三原则”，图谋在核领域实现实质性突破。以上种种行径皆服务于海外扩张及军事行动，大幅降低日本对外动武、介入地区冲突门槛，直接冲击亚太地区的安全平衡。
经济增长模式上，高市政府搁置艰难漫长的结构性改革，将军工扩张作为拉动内需、提振产业、激活资本的“捷径”，推动财政、产业、科技资源持续向军事领域大幅倾斜。财政层面，以增税发债加码军费投入，开征“防卫特别法人税”、计划新设“防卫特别所得税”，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7年度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8.84万亿日元，较2022年度增长超60%。产业层面，将防卫产业置于“增长战略”核心，以巨额国防订单强化军工生产体制。截至2026年3月末，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家军工巨头未交货防卫订单余额合计6.2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5%。科技层面，配套专项经费引导高校科研人员参与防卫技术研究，通过政府采购与资金扶持将初创企业纳入军事研发链条。这种“以经济促军工，以军工带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拯救低迷的日本经济，只会将日本社会方方面面裹挟进循环加速的战争体系中，一步步唤醒军国主义幽灵。
地缘外交布局上，日本右翼势力以同盟捆绑、排他围堵、阵营划分为核心方略，力推地缘政治对抗路线，意图以此提振国际地位、重塑区域地缘格局。同盟层面，高市政府将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保支柱，主动承揽美国地区防务事务，强化岛链军事部署与协同作战能力，深化同盟绑定；设置“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同盟有事”叙事陷阱，意图借同盟纽带染指台海、深度介入亚太。周边层面，高市政府持续渲染“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及“中俄朝安全风险”，公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试图以“组局拉圈”构筑周边制衡体系，持续深化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推动日美菲、日美澳等小多边安全联动并向实战化延伸。全球层面，高市政府以“价值观外交”与“主动塑造”的行为姿态，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与话语叙事主导权，打造所谓“大国外交”的重要支点。日本这些挑动阵营对抗的做法，不仅难以达成其谋求大国地位、争夺地缘霸权的野心，反而持续透支外交信誉与政治资产，更将亚太地区推向地缘对抗前沿，其自身必将沦为地缘博弈的牺牲品。
三十余年间，日本历经经济衰退、社会心态异化、治理失策，然而经济民生困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走向极端化，政治操作尤其特定政治势力刻意利用危机、转嫁矛盾来裹挟国策，才是元凶祸首。日本右翼极端势力逆流而动，执意推行军事扩张与阵营对抗、背弃和平发展道路，非但不能治愈“失去的三十年”留下的创伤，反将日本推向与地区国家对立、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孤立境地。历史前进的方向从不因少数势力倒行逆施而改变，昔日“敌国条款”犹未过时，国际社会及正义力量皆须秉持历史正义、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