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专访
着力破解服务贸易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服务贸易是衡量一国经济和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着力破解服务贸易发展的卡点堵点，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既是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举措。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破解服务贸易发展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依绍华进行了专访。
记者：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相较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具有哪些独特性？请谈谈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赵萍：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或跨境交换的经济活动，核心是以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为基本要素的服务交易。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交易的标的物通常是无形的，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通常同步发生，因此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和不可存储性的一般特征，这也使得服务贸易的保护更具有隐蔽性和灵活性、监管更具复杂性。
依绍华：对于我国来说，服务贸易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服务贸易总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0多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25年再创新高。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将其作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塑造国际贸易合作新优势、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贸易结构看，服务贸易是贸易结构升级的核心方向。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全球贸易正从以单一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数据显示，2013—2024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由20.6%增长至26.4%；2021—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12.1%，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5个百分点。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外贸结构，提升外贸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不断夯实贸易强国建设根基。
从产业发展看，服务贸易的产业根基在于服务业，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服务贸易涉及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一方面可以引入国际优质服务资源，丰富国内高端服务供给，并通过外溢效应促进高端要素向服务部门集聚，激发服务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助推国内服务出口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提升我国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和水平。
从开放角度看，服务贸易的开放更多需要通过“边境后”开放措施来落实，重点是破除非关税壁垒，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减少要素跨境流动限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助于倒逼国内改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服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有序扩大服务市场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记者：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怎么看待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格局？当前制约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卡点堵点有哪些？
赵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差额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总值减去进口总值后的差额。有观点认为贸易顺差就是赢、贸易逆差就是吃亏，一些国家借此发起贸易保护、抡起制裁大棒，其实忽视了贸易的本质。国际贸易是基于资源禀赋、国际分工和各国比较优势的合作共赢。贸易顺差或逆差是各国经贸往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利益的得失。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进一步助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图为9月10日，参观者在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区了解AI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人民图片 唐克/摄
我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在2018年达到峰值后，逆差规模逐渐收窄，但仍处于逆差状态。客观来讲，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需要从不同视角加以理解。从国际经验看，制造业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服务贸易逆差是普遍规律。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服务进口需求扩张带来阶段性逆差，是多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共性特征。从国内发展看，服务贸易逆差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技术创新加速突破，服务贸易呈现出口走强、结构优化、竞争力提升的新特征。综合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符合国际经贸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客观反映。
依绍华：在肯定服务贸易逆差具有阶段性、结构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一是服务贸易结构问题仍比较突出，运输、旅行等传统服务贸易占比偏高，知识密集型等新兴服务贸易竞争力有待提升。二是数字服务贸易面临复杂的合规风险与国际规则挑战，各国数字监管制度差异较大。三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仍有限制，“边境后”制度壁垒抬高企业交易成本。
这些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问题，既受地缘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国内监管体系适配性不足等内部因素有关。“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政策重点要聚焦提升服务出口竞争力，加大改革力度和机制创新，推动服务进出口趋向基本平衡。
记者：从服务贸易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是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虽保持稳步增长，但传统服务贸易占比长期超过50%。如何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依绍华：服务贸易可分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十四五”时期，我国运输、旅行等传统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逆差规模在缩小，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连续实现顺差，且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对冲了旅行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逆差。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引领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正从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向知识密集型赛道升级，但还存在一些困难。例如，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更多集中在中低端环节，价值增值潜力挖掘不足；知识密集型服务内部发展不均衡，特别是知识产权、高端专业服务出口能力偏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深度不足，服务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有限；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制约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发展。
赵萍：值得注意的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不是简单压缩传统服务规模，而是增强传统服务国际竞争力，壮大知识密集型服务，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一是把知识密集型服务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做强数字服务、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许可、高端咨询、金融科创服务等高附加值业态。二是促进传统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推进智慧物流、跨境数字通关、航运服务数字化，发展高端入境商务、研学、康养服务，推动建筑服务向工程总包、设计咨询、运维全链条升级。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协同出海。
记者：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发展，极大拓展了服务贸易边界，数字服务贸易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核心动力。如何提升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加快培育服务贸易新优势？
依绍华：近年来，数字技术持续赋能全球服务贸易，改变了服务贸易的交付方式和竞争逻辑，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提升。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数字化交付、平台化组织和专业化分工的结合。过去10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年均增速7.1%。当前，全球六成以上的服务贸易已通过线上完成。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赵萍：同时须看到，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数字鸿沟问题突出。由于发达国家掌握数字技术与平台优势，部分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难以充分享受数字服务贸易红利。就我国而言，制约数字服务贸易扩容提质的短板弱项仍然存在。一是核心技术与底层技术供给存在短板，数字产业在基础软件、高端芯片、工业数据库、底层开发框架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风险，知识密集型数字服务出口能力有待提升。二是国内海量应用场景催生的商业模式更多适配本土市场，数字平台、云服务商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三是全球数字治理尚未形成统一规则，部分国家出台数据本地化存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限制，抬高我国数字服务出海门槛。
提升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政策针对性、有效性。一是强化顶层创新政策供给，补齐底层核心技术短板，优化数字服务出口结构。二是加快培育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支持本土数智服务商、数智技术企业依托国内成熟场景，开发适配海外市场的服务方案。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准入、源代码保护、数字税收等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四是建立国外数字贸易壁垒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发布合规风险提示，维护我国数字服务企业海外合法权益。
记者：相较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发展高度依赖规则和制度环境。如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赵萍：规则和制度环境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服务贸易的发展成效考验着一国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近年来，我国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线，基本形成了“负面清单管理+开放平台先行先试+标准体系建设+要素流动规制+国际规则参与”的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体系框架，为服务贸易开放提供了必要制度支持。
依绍华：当前，我国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但相较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制度规则建设仍存在结构性短板。例如，服务贸易开放深度不足，隐性制度壁垒依然存在；缺乏统一的服务贸易监管协调与联动机制，容易出现监管重叠、监管空白、政策口径不统一等问题；专业服务资质国际互认相对滞后，不利于知识密集型、专业技术型服务的跨境交付；要素市场化开放程度不足，要素跨境管理制度总体偏审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存在制度差距，试点成果复制推广存在梗阻。
对于上述问题，应坚持精准施策，以制度型开放破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高效合理流动，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一是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强各项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事项与负面清单的工作衔接，不断增强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规则创新能力。二是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改革试验田作用，建立试点经验常态化复制推广机制。三是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标准化建设，推动国内标准对接国际标准，鼓励在具备条件的领域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四是完善跨境高端专业人才流动便利化配套政策，稳妥推进资本项目相关改革，健全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与出境合规制度。五是主动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同步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适配的风险防控体系，推动构建包容、非歧视的全球服务贸易治理体系。
记者：感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