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格局加速调整，科技革命迭代演进，各类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其中中美关系更是超越双边范畴，成为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牵动和平、稳定、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最关键变量。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会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航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并拓展其内涵，其本质就是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既是中美两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顶层共识更加巩固
纵观历史，战略误判往往是大国冲突对抗的重要诱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两国元首形成的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的相处模式，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也是校准战略方向、化解重大误判、管控分歧矛盾最具权威性的制度安排，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2026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和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完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战略共识的双向确认，形成一套逻辑完整、内涵清晰的大国相处新框架：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践行尊重、公平、对等原则，推动中美走向“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新常态。
2026年两轮中美元首会晤，从顶层推动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再校准，有力破除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认知问题、锚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正确方向。此次最高层级政治承诺，根本摒弃了“非友即敌”的错误二元叙事，在承认中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基础上，鲜明确立了“差异不等于威胁、竞争不等于对抗”的核心要义，精准解答了“中美究竟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一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有效廓清了笼罩双边关系多年的定位迷雾。这一重大战略校准，精准回应了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对华认知偏差。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认知始终分裂对立、博弈拉扯：一派势力深陷冷战思维桎梏，将中国片面界定为“头号对手”甚至“战略敌手”，固化“非友即敌”极端叙事，持续鼓吹大国对抗与阵营对立；另一派务实力量则立足中美交往广泛全面、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观现实，认识到冲突对抗的巨大代价，主张管控分歧风险、推动务实合作。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稳定性，也令中美关系几度起伏。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少观察人士以大国权力转移往往诱发重大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悲观推演中美必然走向对抗。但是中美今年两次成功的元首会晤，则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架起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桥梁，以行动证明人类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宿命循环，文明的进步恰恰体现为人类能够以理性克制冲突、以智慧寻求双赢。两次元首会晤向世界表明，中美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
回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两国曾隔绝对立，也曾携手合作，近年来则经历经贸摩擦、科技博弈、地缘分歧等重重考验。在9月会晤中，两国元首则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忆及中美作为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这充分证明，中美关系一路走来具有历史的独特性，决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也不存在“宿命论”。两次元首会晤凝练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清晰完整逻辑链条：相互尊重是根本前提，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红线，合作共赢是共同目标。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中美完全可以不回避竞争，不放大分歧，不走向对抗；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共同利益，管控风险矛盾，稳定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四大条件逐步具备
从中美元首两次会晤的落地成果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初步形成四方面的共识基础。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动荡变革期，中美关系已具备稳下来向前看的有利条件。
一是实现中美关系战略再定位，重塑双边认知基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力量习惯于把大国对抗旧脚本套用到中美互动中。两次元首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讳言双方有竞争的基本事实，但强调竞争应是良性的、有边界的；正视双方存在分歧，但拒绝让分歧主导双边大局。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一认知基础的再明确、再巩固，使得中美关系企稳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战略依托。
二是重建多层级常态化沟通机制，筑牢稳控关系护栏。大国相处的关键风险，往往不是利益分歧本身，而是危机时刻沟通渠道中断，事态发酵之后缺少缓冲空间，局部意外摩擦升级为全局性对抗。历史上不少大国冲突，很多并非源于不可调和根本矛盾的直接爆发，而在于缺乏有效管控导致的危机螺旋上升。两次元首会晤就此作出系统性安排：保持元首会晤、通话、信函渠道持续畅通；在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完善专门沟通机制，防止误解误判。这些机制安排的战略价值，就在于前置风险预防，建立冲突“熔断机制”，避免单一事件绑架整体关系，防止局部摩擦意外滑向不可控局面。中美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很正常，有些分歧还很尖锐，不少矛盾也很复杂。但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和矛盾，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三是达成一批实质性、有分量的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加强共同利益纽带。大国之间的务实合作，是维系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经贸领域，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前沿治理领域，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建立人工智能突发事件沟通渠道。安全和执法领域，禁毒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联合破获多起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两军签署危机沟通与预防谅解备忘录，推进美军在华失踪人员遗骸搜寻合作。多边层面，双方确认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此番达成的系列务实合作，从传统经贸领域，延伸到数字科技、公共安全、全球治理前沿，不断拓展利益交汇面，既惠及两国民众和世界各国，也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加固了利益纽带。
四是坚定宣示原则立场，标定正确相处的底线红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对中方而言，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主席的坚定宣示，展现了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也把“尊重”这一处理双边关系的首要原则向美方作了清晰传递，有助于美方进一步理解中方的底线所在，以审慎态度处理敏感复杂问题，提升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综上可见，中美元首会晤已凝聚四点关键的战略共识。其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经济深度嵌套交织，全球性挑战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独立破解，对抗结局只会损害两国人民福祉，扰乱全球秩序。其二，竞争是客观的，但须有边界。大国之间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属于正常现象，但竞争不能泛化为全方位对抗，不能突破主权安全的根本红线，应当追求良性竞争。其三，分歧长期存在，但分歧完全可以管控。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差异不可能一夜消解，关键在于管控分歧矛盾的烈度，防止个案争议上升为全面对抗。其四，中美均肩负重要的大国责任。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全球公共产品，世界各国都期待中美发挥稳定器作用，而不是制造新对立。
相向而行向前看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在落地、要在力行。元首外交擘画的顶层共识，最终需要转化为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从边界界定、底线坚守、利益交融到民心相通，层层夯实双边关系的现实根基。推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聚焦四大重点方向协同发力，以清晰边界定分寸、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务实合作增动力、以民间互信蓄后劲，推动两国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
第一，要明确国家安全边界，筑牢相互尊重的相处基准。相互尊重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首要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中美而言，相互尊重的落地，尤需依靠更加明确的国家安全划界。长期以来，困扰中美关系的诸多摩擦纷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安全边界模糊不清，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愈演愈烈，既干扰双边互利往来，也加剧战略猜忌。一方面，对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敏感领域，应确立清晰的原则红线，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边界清晰不是隔绝对立，而是明确“不可为”的领域，以明晰的规则感、边界感减少误判，为正确相处划定基本分寸。另一方面，在非敏感、产业依存度高、互利深厚的领域，应持续推进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剥离安全叙事与政治操弄；扩大双边互利贸易范畴，稳定双边贸易政策预期，让经贸往来持续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第二，恪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守住大国相处的根本原则。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客观现实，但竞争不等于对抗，良性竞争激发发展活力，恶性对抗只会两败俱伤。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须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把竞争严格限定在良性、可控的轨道之内。保持战略沟通常态化是基础。畅通多领域沟通渠道，保持各层级定期对话机制持续运转，通过常态化沟通清晰传递各自战略意图，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从根源上减少战略误判的可能。用好用实两军热线、海空相遇行为规则、军事安全磋商等现有机制，进一步细化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接沟通流程与响应预案，建立摩擦发生后的快速降温机制，防止局部意外事件发酵升级为全局性对抗。制度化的危机管控，是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安全阀”。相关管控机制还应延伸至网络、太空等国际规则供给不足、安全对抗态势加剧的新兴安全领域。中美同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有责任共同推动新兴领域规则构建，协同防控安全风险，推动新兴领域成为合作共赢的“新蓝海”，而非零和博弈的“角斗场”。
第三，拓展务实互利合作，做大双边共同利益的基本盘。中美关系的韧性，根植于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要在分歧上做好“减法”，更要在共同利益上做好“加法”。做大经贸合作增量，稳固核心纽带。依托两国经济互补优势，在贸易、农业、金融、能源等传统领域挖掘新的利益交汇点，充分发挥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新机制作用，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与政策不确定性，稳固工商界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中坚力量，让经贸合作持续惠及两国民生福祉。在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继续推进合作，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持续积累双边互信。探索前沿治理合作，共迎全新挑战。围绕人工智能风险评估、突发事件沟通、技术滥用防控以及安全标准制定等议题加强交流，探索机制化、具体化的合作路径治理难题。加强全球性问题协调，共担大国责任。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地区热点等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共同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第四，培育民间善意互信，厚植双边关系的社会根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须深耕民间交流，为两国长期互信厚植社会土壤，让双边关系拥有更深厚的民意支撑。着眼青年群体，夯实未来根基。把握美国青年群体对华认知正面转向的积极趋势，扩大青年群体往来交流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让青年一代在高质量交流中增进理解、消除偏见，成为中美友好的传承者与推动者。着眼地方交往，激活基层活力。依托两国友城关系与对口省州合作网络，推动农业、教育、文化等“小而实”的项目落地见效，以地方层面的务实合作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关系支撑网络。着眼民间互动，增进民生福祉。拓宽两国直航航线、文化旅游、学术交流等多元互动渠道，让更多普通民众成为中美交往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以人文交流的温度，为双边关系注入持久的韧性与活力。
中华文明数千年外交智慧，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大国相处哲学。大国应当保持谦下包容的姿态，而非恃强凌弱、谋求独霸。“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家交往以信义为本、以包容为要，中华传统思想并不否认矛盾与竞争的存在，反对的是将竞争异化为你死我活的对抗。两次中美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彰显了两国元首的历史勇气和担当，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博弈的旧范式，是对如何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有力解答。而推进这一进程，需要双方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零和思维，以实际行动不断把元首共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