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探究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学习贯彻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系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更在广泛吸收与超越世界政党理论的基础之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特征与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习近平党建思想铸就了本源与灵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反复强调的“人民至上”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意识，以及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先锋队本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保持党的纯洁性、反对组织内部派别斗争等观点，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展政治巡视、清除党内政治隐患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武器。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付诸俄国革命实践，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列宁极度重视党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关于“两个维护”、严明党的组织纪律的论述，正是对列宁关于维护党的领袖权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理论的时代化运用，强化了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组织优势。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厚植了根基与土壤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党建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农村革命中，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他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并把党的建设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正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传统的深化。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党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承接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系统性。将“制度治党”推向“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将“先进性建设”拓展为动态的、长期的“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建理论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多次通过自身教育学习走向胜利，如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这些历史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指出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一论断，将全党历史上的实践探索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与政治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集中总结，既有对前人成果的接续继承，也有结合现代实际的集成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滋养与底蕴
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汲取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积淀的治国理政智慧，使新时代党的建设展现出浓郁的中国气派。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高度重视民本民意。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都强调政权稳固取决于人心向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他将传统民本思想转化为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自我革命的动力正是为了对人民负责，从而夯实了党在新时代执政的群众基础。
中华文化强调尊崇道德与官员克己奉公。古人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作为治理国家的起点。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要求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要“见贤思齐”，在独处时要“慎独慎微”，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这一生动实践清晰地映射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对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滋养。
中国古人历来具有强烈的危机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治国常富，乱国常贫”等哲理贯穿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古训，告诫全党要深刻清醒地认识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这种强烈的战略清醒和忧患意识，成为新时代推动“自我革命”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精神原动力。
世界政党理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拓宽了视野与胸襟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自我封闭的政治组织，而是在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交往、对比与博弈中不断走向成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实践，更以宏阔的全球视野，积极吸收、辩证借鉴世界政党理论与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惨痛教训，是世界政党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苏共失败的深层原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关于“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正是对苏共亡党这一人类政党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最大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强力回应。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面对当今西方政党因利益集团掣肘、金钱政治渗透、民粹主义泛滥而导致的“治理赤字”“社会撕裂”和“政党失效”困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克服了西方政党政治中“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内耗与短视弊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既能保持高效决策执行，又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党建构与国家治理新模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习近平党建思想超越了传统西方政党的狭隘局限，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高度，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重大理念。
在新时代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多次主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强调政党应当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发挥核心作用。这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政党理论的内涵，实现了从“跟随借鉴”到“引领贡献”的飞跃，为全球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直面新时代党面临的复杂执政考验，在多维层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
其一，在领导格局与根本定位上实现创新，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确立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最高原则，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集中统一，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政治核心。
其二，在执政规律与历史自觉上实现创新，明确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围绕“坚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起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科学机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自身力量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哲学新境界。
其三，在治党方略与制度闭环上实现创新，创造性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探索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标本兼治方针，走出了一条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防范蜕变的科学路径。
其四，在时代课题与系统治理上实现创新，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构建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时代课题。这一系列重大创新与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者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