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郭春丽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总体延续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外部不利影响加深与国内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的背景下，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07.1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6%，增速既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量5.7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抗冲击和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供强需弱、新强旧弱、外强内弱等结构性特征。透过现象看本质，总量稳中有进的背后是结构有待优化，而结构优化的关键则是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一、供强需弱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突出矛盾
科学判断形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重大判断，并对2026年经济工作进行了相关部署，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今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但从目前情况看，供强需弱矛盾破解尚需时日，在一段时期仍将是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问题。
供强需弱并非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遭遇经济增速下行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为扭转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压缩基建、收紧财政，经济增速短暂回落。世纪之交，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企改革、就业压力叠加影响，我国出现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出口受阻、内需疲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外需骤然收缩，出口急剧下滑，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这几次经济下行成因各异，但都在逆周期调节和投资、出口拉动的综合作用下较快企稳回升，我们也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具有与之前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稳增长压力持续加大。不是政策力度不够，而是发展阶段已经转换，但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完全转变到位，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这一发展模式在过去较长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比如，没有大规模生产，就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没有出口创汇，就换不来技术和设备；没有高强度投资，就建不起工业体系和现代基础设施。但今天，随着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深刻变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质量的不利影响正在日益凸显。
其一，重生产、轻分配的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短缺经济时代，先生产、后消费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和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标尺的地方竞争格局下，资源向生产端倾斜具有内在激励。供给走向充裕后，若资源配置仍偏重生产投资、轻视居民收入和民生保障，就会从收入和保障两端同时抑制消费：劳动者报酬占比难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受限；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突出，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导致供需失衡。
其二，出口导向的特征依然明显。依托低成本优势将产业嵌入全球分工，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常见路径，日韩等经济体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但若企业产能配置和市场开拓长期优先海外、对本土需求响应不足，产品迭代更多追随外需订单而非本土消费者偏好，国内需求就难以充分发育。一旦外需收缩，前期围绕外需形成的产能便集中暴露为供大于求的矛盾。
其三，投资驱动的思维仍在起作用。投资具有双重属性：建设期形成需求，建成后转为供给。工业化、城镇化初期，投资既是拉动增长的手段，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所必需；但当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工业化进入后期，若仍沿袭以扩产能为主的大规模投资路径，新建项目就会不断转化为新增产能，而城镇化放缓、人口总量达峰和老龄化加深使需求增量难以同步扩张，供需缺口便从隐性走向显性。问题不在投资本身，而在于投什么、怎么投、投资是否有效益，能否在补短板、促消费、提效率上更好发挥作用。
其四，规模扩张的惯性仍然存在。过去很长时期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有没有”，规模扩张优先于效率提升和质量改进是合理的；当需求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享受型，若供给端仍按大规模、低成本、同质化的逻辑运行，而需求端已转向高品质、个性化，供需错配就会加深。这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的结构性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现阶段供强需弱这一制约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矛盾的症结，不是供给绝对过剩，而是低效供给过剩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并存；也不是需求绝对匮乏，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发育不足，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之间的错配。因此，当前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这既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抉择。
二、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根本在于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既要看到其牵动全局的系统性影响，更要找准牵动全局的战略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般性的政策调整，而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直面供强需弱突出矛盾作出的治本之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战略擘画。新模式从经济循环、供需结构、动力机制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以内需主导搭建经济循环框架，为消费扩容和创新转化提供市场空间；以消费拉动激活经济增长主引擎，在持续消化产能过程中化解供需错配问题；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重塑长期动力机制，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三者协同，可以打破“外需依赖—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负向传导链条，为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提供有效路径，构建供需均衡、创新驱动、循环畅通的大国经济体系。
从大国发展规律看，经济体量越大，越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达到52%，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超大规模市场，是我们应对变局的最大底气、最坚实依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更加复杂激烈，外部环境稳定性下降，要求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开拓国内市场和依靠自身力量上。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依托绿电冷源禀赋，以算电协同夯实数智产业发展底座，以词元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截至2026年10月中旬，乌兰察布市投运算力规模达19万P，同比增长112%，智能算力占比超过95%。图为2026年7月拍摄的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外景。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供图
内需主导，就是要畅通经济循环。其要义在于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思维惯性，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把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城乡、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梯次需求，能够持续容纳巨量产能。国内市场成为主渠道，宏观政策重心才能更多转向居民增收、社会保障和流通体系建设。需要强调的是，内需主导绝不等于封闭运行。强大国内市场将形成对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商品的引力场，实现内需扩容与外贸提质的双向赋能。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发展格局内在统一、相互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在重塑经济循环体系，解决“循环以谁为主体”的问题。促进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在重塑动力机制，解决“增长靠什么驱动”的问题。格局重在塑形，模式重在筑基；格局立起来，模式才有依托；模式转过来，格局才能真正畅通。
消费拉动，就是要理顺供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是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202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既是结构短板，也是增长空间。消费扩容直接消化存量产能，消费升级倒逼产业淘汰低效供给。适配消费升级的投资又催生数字、绿色、康养等新场景，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创造新消费的互促机制。要把提振消费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让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良愿消费，供需均衡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内生增长，就是要重塑动力机制。核心是依靠科技创新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能够形成“规模—分工—创新”的正向反馈：本土市场广阔，可以摊薄研发投入成本，为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海量应用场景。内需牵引下，资源要素从过剩领域有序退出、向创新产业集中，带动企业盈利与劳动报酬同步提升，反哺消费扩容。“供给增效—居民增收—消费扩容”的链条一旦打通，创新红利就能转化为内需增量。
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内需主导不是不重视开放，而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消费拉动不是不重视投资，而是以消费为最终需求牵引有效投资；内生增长不是不重视政府作用，而是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新”不在于否定过去，而在于超越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从经济循环、供需结构、动力机制等层面重构我国经济的运行逻辑。
三、在深化改革中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推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深层次改革。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新征程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一蓝图有效转化为切实可操作的改革举措。具体到经济发展模式变革而言，要针对供强需弱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症结，着力从畅通经济循环、优化供需结构、塑造动力机制入手，以重点领域改革突破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今年以来，多地紧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直达千家万户。图为2026年9月2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东方红家电商场，市民选购智能家电。 视觉中国 洪星/摄
畅通经济循环，让内需主导筑牢发展根基。内需主导，关键在于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让要素流得动、存量盘得活、地方有激励。一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健全跨区域利益分享机制，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二是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和风险处置改革。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推进数据资产、绿色资产确权定价，用好存量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推进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让沉淀的“死资产”转化为可循环、有收益的“活资本”。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推动地方政府从单纯重视生产总值转向促增长与增收入、惠民生、扩消费并重。
优化供需结构，让消费拉动释放发展潜能。强调消费拉动是要让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牵引投资、形成有效供给，让居民能消费、让供给跟得上、让投资更有效。一是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保障。二是健全消费促进机制。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广柔性化、定制化制造新模式，推动县域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切实落实职工休息休假制度。
塑造动力机制，让内生增长积蓄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表面看是投入不够，深层看是经营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不强，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市场预期偏弱、信心不稳。如何让企业敢创新、要素能流动、新旧动能顺畅接续、市场预期稳得住？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动推进激励评价机制创新，引导金融资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流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数据等新型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三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四是推动产业政策转型。传统产业不能简单关停，要靠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标准提升推动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不能一哄而上，政策重心应从“选产业”转向“优环境”；健全低效产能退出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