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钟 哲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概括并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和平性”。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什么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塑造着中国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方式。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历史。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崇尚和平的价值信念。在继承夏商传统的基础上，西周以血缘与宗法为纽带推行分封制，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天下秩序。这一秩序将“和”作为重要原则，通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过程，由亲及疏、由内及外进行层层推扩，以期最终实现万邦协和的理想境界。在天下秩序中，纵然是与中原相距甚远、文化殊异的四方族群，仍被视作不可或缺的成员，不应因差异被遽然归为异端，而应当德礼兼施、怀柔远人。正是基于这种天下秩序，中华民族产生了“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以德礼怀柔四方的对外交往方式，奠定了中国亲仁善邻、同四方族群和平往来的历史总基调。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秩序日渐崩坏，出现诸侯争霸、战争频仍的动荡局面。在此复杂背景下，重建和平成为不可忽视的历史潜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由割据、战争走向和平、统一的内在力量。政治层面，权力虽然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但以会盟、和戎为内容的政治实践依然受到诸侯国重视，以和邦国、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确证与深化。思想层面，战争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深刻反思。《孙子兵法》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传》提出“止戈为武”，《司马法》提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认为战争只有在维护和平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战争的最高形式不是“百战百胜”，而是最大可能避免伤亡、实现和平。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则在一个整体性的视野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等重要主张，认为应当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蕴藏于春秋战国时期制度、思想与人心深处的和平取向，使中华民族在兵戈动荡中愈加深切地体认到和平、安定与秩序的可贵。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其中载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从秦汉到隋唐，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由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制度，由潜流回归显流，展现出以仁爱抚有四海、以礼义对待四方的大国气度。秦修万里长城，是防御之姿，而非进攻之势，体现了中华民族守土安民、以武备求和平的战略文化。汉代，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度出使西域，以“凿空”之举贯通中西，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希腊—罗马世界开始持续的接触交往。同时，汉朝逐渐了解沿途各地风土政情，与沿线多数国家维持了和平稳定的关系。隋唐时期，中国已位居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之列，强大而统一的唐朝以对外开放、睦邻友好著称于世，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宾。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中外交通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通往世界的海陆交通网。唐诗“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再现了陆上丝绸之路上商旅络绎不绝的盛况。唐朝境内，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汇聚波斯、大食、粟特、新罗等商旅使团，一时蕃客云集。遣唐使、留学生与学问僧长期游学问法，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这种“近者说，远者来”的和平气象和开放胸襟，为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传统写下了恢宏生动的历史篇章。
宋元明清时期，中外交流持续发展。南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民间对外贸易也日趋活跃，“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当时海上贸易繁盛景象的写照。元朝疆域辽阔，中西交通规模空前，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极盛时期。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所率船队规模之大、航海技术之精，远超世界同期水平，然而所到之处，不据其地，不役其民，而是秉持“共享太平之福”的敕谕，立碑通好，开市互利，将中华民族的礼义与善意写进碧波万顷的海涛之间，成为中华文明和平底色的真实写照。即便是清朝前期，中外交流也始终在和平框架下开展，周边各国遣使往来，持续传递着双方修好通谊、共保太平的诚意。
回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和平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民族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在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对外交流等方面烙下了和平的深刻印记，追求和平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明基因。
二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英国哲人罗素认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准确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须深入了解这一特性何以形成的深层缘由。
中华文明禀赋的形成，依托于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实践。数千年来，中华先民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组织社会、规范秩序、塑造精神，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农耕实践塑造的不只是“怎样耕作”，更是人们“怎样生活”、“怎样相处”、“怎样立身”。钱穆认为，“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在长期的精耕细作中，人附着于土地，重视自然节律，产出的增长主要来自持续增加对单位土地的投入，而非对外部空间的占有。这种顺应天时、向内深挖的增产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向内用力的文明性格；特别是注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产尤需长期稳定的秩序，而战争恰恰是农业再生产最大的破坏者。因而对农耕民族而言，和平不仅是道德的偏好，更是生存与延续的客观要求。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治理模式，是塑造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在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凝聚为超大规模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对于这样的多元一体国家，巩固与维系的关键在于把内部差异显著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要素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治理重心天然地被置于国家内部的治理与整合上，体现在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整饬吏治与教化人心等方面。内政修明、国泰民安，秩序与认同方能维系；内政失修而专事外拓，只会加速耗散民力，动摇立国之基。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中华民族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之道，在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交往时，往往奉行“厚具饶给”的原则，厚往薄来、以礼相待。这种以礼义协调关系的对外交往方式，使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兼具包容性与防御性的和平姿态。长期以来，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兼容多元、涵容万方的独特治理之道，塑造了中华民族慎用兵革、安内固本、协和万邦的为政传统，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绵延不绝的重要支撑。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离不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和实生物”的宇宙观，认为和谐不仅是宇宙运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周易》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指出宇宙运行变化过程中，万物各自安顿性命、实现各得其所的最高状态就是和谐，和谐是天地万物能够普遍享有的最大利益。《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指出中正是万物所本之根据，和谐是万物所由之达道，万物都需要调和相济的环境才能畅达生命。《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同样将和谐视作万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这种体认出发，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周易》提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认为和谐是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礼记·乐记》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认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谐和美是天下之大乐，并以之贯通天地，融入宇宙节律，臻于天人合一。由此，“和”落实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成为共同的价值导向：与人交往，主张“和而不同”；齐家治家，讲求“家和万事兴”；制度设置，崇尚“礼之用，和为贵”；邦国相处，则期许“协和万邦”。中华民族以和平和谐为重要目标、以守护安宁为庄严责任的和合传统，是产生与维系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层思想动因。
三
纵观世界文明史，大国以战争起家、以霸权立身，文明因偏见而隔阂、因隔阂而冲突，史不绝书；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始终将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作为理想追求。然而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囿于自身理论视野与历史经验，用一些偏颇之论解读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有必要予以辨析、正本清源。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10月23日至25日，主题为“重建信心与合作：百年变局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图为论坛现场。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摄
其中影响最广的一种论调，是“国强必霸论”。这种论调断言，任何国家一旦强大必然谋求称霸扩张，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战争难以避免，并由此推断中国的发展逃不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必将催生新的霸权。此种论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实际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争霸史，不过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段局部插曲，用它来推导所有国家的宿命，本身就是样本的误用。中华民族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记载：从公元元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占世界1/5以上，1820年达32.9%。中国的领先不只在经济层面，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等亦长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借鉴学习。如此大国强国，并没有走向争霸之路，可见是否称霸并不取决于国力之强弱，而取决于文明基因。即使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的和平信念也从未消退。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于中华民族而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胸襟是由文明本性所决定的。
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很难弥合，文明间的断层线终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持此论调者，大多忽视中华文明由来已久的和平禀赋，认为中国必然卷入文明间的冲突之中。这种论调的症结在于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导向对抗的叙事倾向。文明各有特色本是常态，差异并不必然导向冲突；相处之道如何选择，才决定文明关系的走向。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就不是在封闭对抗中孤立发展，而是在吸收融合周边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发展依靠的是文明间的取长补短、互学互鉴，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将文明差异夸大为冲突根源，执意改造甚至企图取代其他文明，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己度人的理论陷阱，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是人类文明应有的相处之道和理想状态。
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论调，就是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就是一部侵略征伐史，是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屡动兵戎、扩张同化、武力征服的结果。此种论调，套用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与帝国扩张的概念框架裁剪中国历史，把中国内部民族关系外化为国与国的关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西方殖民扩张的核心逻辑是向外征服与掠夺，其关系底色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二元对立。而中国 “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这是一种向内凝聚的过程。这一过程固然包含冲突，但其更深层的历史趋势是吸收与汇入，是文化向心力产生的文化认同，最终促进的是相互了解与双向融合，而非进一步加深对立。用向外征服的概念框架去套向内凝聚的历史进程，从起点上就错置了问题的性质，在根本上无法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涵容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既是后四者在历史中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共同塑造下的自然结果，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气象。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阴霾不散，人类再次站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的十字路口。走什么样的路，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担当。面对未来，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汲取思想营养，赓续中华民族崇正义、尚和合的文明基因，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让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