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部署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并进一步要求“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夯实崇廉拒腐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这些重要部署和重要论述对党员、干部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讲廉耻”是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思想防线和道德底线。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党员、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涵养廉耻之心，讲操守、重品行，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那么，什么是“耻”？廉耻心、羞耻感对于党员、干部廉洁修身有何作用？当前，党员、干部存在哪些耻感弱化、底线松弛、作风失范等问题？如何引导党员、干部讲廉耻、知荣辱，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围绕这些问题，本刊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研究阐释，供读者参考。
访谈嘉宾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王 杰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斌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秦中亮
主持人
本刊记者 马 丽 马皓若
记者：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挖掘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忠信、尚气节、知廉耻、存戒惧、重自省等道德观念，深化政德教育”。“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廉耻心是为官为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何为“耻”？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廉耻心、羞耻感对于古代吏治建设的作用？
秦中亮：“耻之于人大矣。”知耻、守耻、崇廉尚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耻”较早见于《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又见于《尚书·商书·说命下》：“其心愧耻，若挞于市”。“耻”，原作“恥”，《说文解字》释为“辱也。从心，耳声”，是指人因自身言行有失而产生的愧疚、羞恶之心。随着社会发展，“耻”逐渐演变为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约束自身言行的一种内在道德意识。孔子提出“行己有耻”，又认为“知耻近乎勇”。孟子提出“人不可以无耻”，认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在儒家看来，知耻，有羞耻之心，是拒绝不义诱惑、守住做人底线的基本道德品质。《尉缭子》言：“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耻”同时是治理国家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民风与道德支柱。《管子》将“礼、义、廉、耻”列为“国之四维”，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由此主张“耻不从枉”。这里的“耻”更多地表现为在面对邪枉不义之事时，能够因羞恶之心而有所止。
“知耻”是个人修身的重要体现，也是传统吏治中砥砺官德、涵养政风的重要精神力量。顾炎武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进而将“士大夫之无耻”称为“国耻”。心有所耻，方能行有所止，有“耻”才有“廉”。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格外强调“耻”与“有所不为”之间的关系。欧阳修认为“廉耻，立人之大节”，朱熹进一步指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二者揭示同一个道理：廉耻之心的要义，在于由羞恶而生的自我约束。贾谊论为臣之道，特别强调若“廉耻不立”，则容易“见利则逝，见便则夺”；反之，若“婴以廉耻”，则使人“矜节行”，便能“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
涵养廉耻心、羞耻感，历来是古代吏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南宋官员陈垲主张“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明确把廉耻教育同整饬官场士风联系起来。明太祖朱元璋将廉耻教育纳入官吏考核体系，还规定府州县乃至乡里地区都要设立“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诫。此外，中国传统社会还依托乡规民约、家族家训、官场箴规等多种载体，将廉耻要求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的社会共识，对约束官员行为、减少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的软约束作用。
李斌雄：从伦理结构和道德规范的功能看，“廉”与“耻”具有内在一致性。“廉”主要规定人们在利益面前应当如何取舍，强调不苟取、不妄取；“耻”主要规定应当如何看待苟取、妄取之行，强调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在古代政治和伦理实践中，廉耻理念并非仅作用于个体道德修养层面，而是进一步延伸至吏治规范和廉政建设，成为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是通过公私、义利与荣辱之辨强化官吏的自我约束。明代薛瑄在《从政录》中将廉洁划分为“见理明而不妄取”、“尚名节而不苟取”和“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三个层次，这一划分将基于义理自觉的廉洁置于首位，体现了对内在道德自觉的重视。传统廉耻伦理既借助法律惩戒形成外在约束，也通过义理认同强化为官者的自我约束，知廉耻由此构成从政为官的一种道德自律机制，使官吏能够实现自省、自警和自持。
二是通过官吏选任、监察等制度安排推动廉洁要求由个体德性转化为官德规范和吏治标准。《周礼·天官冢宰·小宰》提出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考察群吏，将廉洁分别同政绩、能力、敬职、正直、守法、辨事相结合，成为衡量官员德行操守和履职能力的基础性尺度。后世察举、考课以及监察制度虽然形态不断变化，但以廉洁与否评价官员、奖廉黜贪始终是传统吏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廉耻观念向吏治规范的延伸，使官吏个人的道德操守同官员选任、考核、升黜等制度安排联系起来，强化了廉洁在官僚治理体系中的规范地位。
三是通过官吏的示范效应带动影响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儒家政治伦理历来重视为政者的修身正己，认为官员身处政令执行和社会教化的重要位置，其言行不仅关系个人操守，也会对下级官吏和普通民众产生示范作用。官员能够守廉知耻，便有助于形成崇尚廉洁、谨慎用权的吏治风气，并通过日常施政影响社会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反之，如果为政者自身失于廉耻，既容易削弱对下属的约束效力，也可能使不良风气在官场和社会蔓延。由此，传统廉耻观并不只是个人修身意义上的道德约束，也被赋予了整饬吏治和维系政治秩序的公共功能。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请谈谈耻感缺失与权力任性、作风失范、腐败滋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知耻对于涵养党员、干部清廉操守、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具有怎样的作用？
王杰：耻感缺失与权力任性、作风失范、腐败滋生之间，存在一条从“心”到“行”、由“风”及“腐”的递进链条。权力任性的本质是党性缺失、政德有亏，以致公权私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员、干部若存有羞耻之心，在用权时便会自问：此举是否愧对党员身份、愧对人民群众、愧对岗位职责？相反，耻感一旦缺失，就会把权力视为私产或者个人奋斗的“回报”，把以权谋私视为所谓“本事”、“荣耀”。作风问题看似是行为习惯，实则是内心深处敬畏之弦松弛、戒尺之柄失守、荣辱之位颠倒。“不耻则无所不为”，倘若党员、干部内心深处不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反而奉行以俭朴视为“寒酸”、以清廉视为“无能”、以奢靡视为“气派”等不正之风时，各种腐败问题便会潜滋暗长，而腐败行为又会助长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最终形成“失耻—失德—失范—违法”的恶性循环。外在制度、纪律约束只能管住“不敢”，内在道德、耻感涵养才能管住“不想”。党风廉政建设中倡导的让党员、干部“不想腐”，便是以“正心”形成的道德自律抵御外界利益诱惑，从思想源头解决贪腐问题。
无数正反案例印证，腐败问题、作风问题，表层是行为失范、纪律失守，深层都是道德败坏、信仰缺失。因此，知耻对于涵养党员、干部清廉操守具有重要意义。廉耻是一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对于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等具有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的作用。通过明辨什么是高尚、什么是耻辱，不断增强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礼，靠的是知耻、慎独、自律，守住的是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四知拒金”的典故，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同时，耻感一旦成为群体共识，便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场：贪墨者虽未受罚，已先受“心罚”；清廉者虽无所求，却赢得尊重。耻感不仅是对法纪的畏惧，也是对污名的畏惧。对污名的畏惧，才是一个人慎独慎微最深厚的心理基础。只有讲操守、重品行，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才能干净做事、清白为官。
李斌雄：知耻建立在对公私、义利、荣辱的正确辨识之上，既包含对行为是否合乎规范的判断，也包含主体由此形成的荣辱评价，使其能够自觉分辨何事当为、何事不当为，从而夯实崇廉拒腐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外在制度能够划定行为边界，而稳定的荣辱意识才能使这种边界进一步转化为主体内在的价值尺度。一些党员、干部的耻感弱化，通常表现为荣辱判断失准、价值取向偏颇。公私、义利的界限一旦模糊，行为主体对权力和利益的认识就容易由规范判断滑向功利衡量，对履职用权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性要求产生选择性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具有明确纪律和道德边界的行为，可能被重新解释为一般性交往、惯常性做法，从而使对不当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进一步弱化。人的耻感一旦由敏锐转向迟钝，主体对行为越界的道德感受和风险感知也会随之下降，原本具有警示意义的作风问题便可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小节”。大量监督执纪实践表明，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往往相互交织，不少利益勾兑往往是在违规吃喝、人情往来等形式中，逐步突破交往边界而形成的。从寡廉鲜耻到党性丧失、从歪风陋习积累到贪污腐败质变，一顿饭、一杯酒、一张卡所引发的违纪违法问题，正是典型的由风及腐。耻感弱化极易动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诱发腐败动机，使其在权力行使中更容易突破道德边界、法律红线，增加不当用权乃至贪污腐败的风险。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纯洁了干部队伍，净化了政治生态。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知荣明耻、明义守节，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但也要清醒看到，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强、耻感弱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作风问题。请具体谈谈党员、干部知耻自省意识弱化存在哪些现实表征，究其根源为何？
秦中亮：进入新时代，尽管我们党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但有的党员、干部仍不知敬畏、不知廉耻，罔顾党纪国法，导致廉洁防线失守，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相互交织，由风及腐、以风盖腐等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把私利、私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把岗位资源视为个人资本，把组织信任变成牟利筹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热衷经营“小圈子”、编织“关系网”，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将“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成一种荣耀；有的对一顿饭、一张卡、一次旅游安排缺乏应有警醒，将“接受、赠送礼品礼金”、“组织、参加宴请”等视为一种人情，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在一次次庸俗应酬中逐渐丧失道德底线，最终造成恶劣影响；等等。此外，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比如，有的面对矛盾绕着走、遇到难题往上交，不以失职失责为耻，反以明哲保身为道，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有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却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但这些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党员、干部，却并未将畏难避事、庸懒无为等视为可耻。这些问题和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治和整饬，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就会从小事小节上的边界模糊，变成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底线失守，最终滑向违法犯罪深渊。
王杰：耻感缺失的根源是多层次的，至少可从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和文化生态三个维度来剖析。一是理想信念动摇。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理想信念丧失、精神缺“钙”是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根源所在。一些党员、干部放松政治理论学习和主观世界改造，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恬不知耻、理所当然地认为“理想是远的，信念是虚的，金钱才是实的”，最终难以抵御利益围猎和错误思潮侵蚀，一步步走向生活上腐化、道德上堕落、经济上贪婪、政治上变质的不归路。二是党性修养不够。耻感缺失，本质上是党性修养在心理层面的失守。党员、干部党性强、觉悟高，才能自觉将党的先进属性内化为正确价值追求、外化为良好作风形象。一旦党性根基动摇，党员、干部就会淡化党员身份意识、忘记初心使命、漠视党规党纪，不再以党员标准严格审视自身言行，使原本应当触发愧疚感、羞耻感的越界行为，失去了心中的“警报”，最终掉入只讲利益不讲党性、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讲面子不讲规矩的陷阱。三是不良文化侵蚀。现实中，官本位、特权思想等腐朽观念影响尚存，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以及各种“潜规则”等文化糟粕仍有市场，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侵蚀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些不良文化正在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洁文化基因、崇廉拒腐的价值理念。如果社会层面褒扬清廉、鞭挞贪腐的氛围不够浓厚，对失德失范行为缺少道义上的批判，就会弱化外部道德压力。这种文化环境一旦传导到党员、干部群体，就会削弱耻感生成的社会基础，使人们对本该羞愧、警醒的行为习以为常，甚至出现荣辱颠倒。
耻感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其一，破坏政治生态。从个体层面看，耻感缺失使党员、干部疏于自我检视、自我约束，进而在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得和失等关系中逐渐突破防腐拒变的心理防线，最终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不良引导下丧失清廉操守；从系统层面看，形成了“搭天线拜码头”、“原则不如关系”、“章子不如条子”等潜规则和“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亲民的不如霸道的”、“干事的不如会说的”等“逆淘汰”现象，导致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的党员、干部反倒被边缘化。其二，侵蚀信任根基。党员、干部是社会标杆，一旦失德失范，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受损的不仅是党和政府形象，更会损害社会信任根基。如果传导至民众中间，还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出现一些人对贪腐行为既憎恶又羡慕，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宁愿选择找关系、找门路行贿，而不依法依规办事。其三，扰乱价值秩序。耻感缺失的根本危害在于颠倒了“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的基本判断。龚自珍的话至今振聋发聩：“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如果党员、干部群体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出了问题，那就不只是个人的腐化堕落，更是国家治理根基的动摇。
记者：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夯实崇廉拒腐思想根基”，“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那么，如何通过耻感文化建设构建廉荣贪耻的价值标尺，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筑牢坚实思想根基？
秦中亮：制度治腐重在管住行为，文化养廉重在守住内心，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推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既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也要通过涵养耻感正心修身、启智润心，使党员、干部由敬畏纪法进一步升华为崇尚廉洁。
一方面，要把党性教育、政德教育和廉洁教育贯通起来。既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下功夫，又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同时始终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明白共产党人以何为荣、以何为耻，推动克己奉公成为价值追求、清廉自守成为日常习惯，真正做到自重自省、慎独慎微，从思想源头消除贪腐之念。
另一方面，要把纪律教育与耻感教育结合起来。既讲清楚纪法红线在哪里、越界后果是什么，也讲清楚贪污腐败为什么可耻、违背初心何以失德。在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党员、干部内在警醒。“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一是发挥勤廉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对廉洁奉公、道德高尚的党员、干部进行奖励，使崇廉尚洁有可感可知的榜样；二是发挥违纪违法案例警示震慑作用，通过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使党员、干部在他人的惨痛教训中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守住拒腐防变防线。以正面典型褒扬先进、以反面典型加以震慑，才能在鲜明的荣辱对照中增强廉洁教育的感染力和持久性，推动形成“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的为政氛围。
王杰：《决定》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要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必须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只有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耻感文化建设正是通过教育唤醒耻感、使人知耻，文化涵养耻感、使人耻于为恶，制度守护耻感、使人知戒，既塑造内在秩序、又规范外在行为，强化党员、干部法治意识、廉耻意识和道德标准，逐渐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良好风气。
一是以精准教育唤醒耻感。推动耻感教育入脑入心，必须走“精准滴灌”之路，将廉耻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深入挖掘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忠信、尚气节、知廉耻、存戒惧、重自省等道德观念，结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通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廉洁文化主题活动、家风家教建设等多种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是极大的耻辱，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从思想深处筑牢耻感防线。
二是以文化浸润涵养耻感。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高廉洁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使其从党政机关延伸到各行各业，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大力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导向，让腐败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营造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的社会环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纪法意识涵养党员、干部清廉操守，把“行己有耻”作为修身的基本准则，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主动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让知耻、尚耻、守耻成为行为自觉，从根源上杜绝腐败动机。同时，通过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党员、干部道德修为和行为规范提供内在滋养，使其正确认识公与私、亲与清、情与法的关系，自觉做到修身律己、廉洁齐家，以良好家风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三是以制度刚性守护耻感。夯实崇廉拒腐思想根基，既靠教育“铸魂”，也靠制度“立规”。通过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道德品行、作风表现纳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坚决纠正作风问题“小节论”、“特殊论”，对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行为，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让失德失范、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付出应有的代价，把廉荣贪耻的价值标尺立起来、传下去，推动廉荣贪耻化风成俗、深入人心，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持久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