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 求是网

文化中国 |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来源:《求是》2026/22 作者:钟实 2026-11-16 09:00:00

  文化中国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钟 实

一

  文化走出去,说到底是一个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过程。因此,文化走出去,不单是传播问题,还是文明定位问题。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天然具有文明的自觉与天下的眼光。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这种文明自觉在当代的展开,深层来看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重新确立自身位置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前,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据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中国该指数位居全球第二。该公司表示,近年来中国软实力持续提升得益于长期规划,包括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改革、打造全球产品品牌以及促进文化交流等。应当说,中国软实力指标的提升更多是硬实力提升的外溢效果,硬实力托举带来的关注度是“自带流量”的,但关注不等于认同。文化走出去的紧迫性在于:当世界开始注视中国时,中国能否用自己的话语讲清楚自己是谁、要走向哪里。

  从大历史观来看,中西方之间几次重要的文明交流,为今天的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启示。16世纪至18世纪,儒家宋明理学的“理性”与“道德”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促进中国开启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转型为目标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约瑟、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西方思想家将目光投向中国,寻求救治西方文明危机的良药;等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揭示了两条规律:一是文明之间的优越位势历经多次转换,暂时的优越地位不能成为文明等级论的理由;二是每次文明转向都发生在某种文明陷入危机、产生向其他文明学习的强烈需求之时。这意味着文化走出去既要有积极的传播自觉,也要有历史与文明的自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各种文明的交相辉映,这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今天,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能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二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问题,本质上是谁代表中华文明说话的问题。传统上的文化走出去受限于传播渠道,其影响力边界相对固定在华人群体和海外小众爱好者范围内。近年来,文化走出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海主体在原有基础上,更多转向自媒体、民营文创企业、普通民众共同参与,文化创造实践从专业圈层走向全民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就是这一主体重构的重要推动力。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较2024年新增149.6万人,作者所在行业覆盖57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结构性变化,文化走出去的主体正从专业机构拓展为广泛的社会个体和市场主体。

  在海外传播端,读者在“起点国际”追更中国网文,大量外国游客和网红博主来中国拍摄长城日出、高铁出行、移动支付、智能服务机器人等鲜活场景,通过社交平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和有温度的中国。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查验出入境外国人8203.5万人次,同比上升26.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3008万人次,同比上升49.5%,“开门迎客”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维度。这种“毛细血管式”的传播,恰恰是传统渠道难以替代的。

  同时要看到,文化走出去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主体的能力分化:头部平台和重点企业已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如“起点国际”累计AI翻译作品超17000部,海外竖屏短剧平台ReelShort全球月活用户达7000万、累计付费用户突破1亿;但占行业主体的中小厂商仍面临内容创作、跨文化适配、传播破圈的瓶颈,大量中小出海厂商的受众高度集中在华人圈层、年轻亚文化圈层和下沉市场圈层,无法实现从小众流行到大众认同的跨越。其次是主体的责任边界模糊:当普通个体成为传播主体时,其表达的真实性、专业性和风险意识参差不齐,个别博主的猎奇化、标签化内容反而可能强化刻板印象。

  文化走出去不是某一种主体的独角戏,而是部门、地方、企业、高校、民间等多元主体合作的结果。应构建“政府—平台—个体”三层协同的主体格局。政府层面,应聚焦规则参与、平台搭建和风险兜底,把资源投向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制定、多边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和合规体系建设;平台层面,应发挥其“产业基础设施”功能,鼓励平台向中小创作者和海外本土作者开放更多资源,形成共生体系;个体层面,应在保护创作自由的同时建立柔性引导机制,规范出海民间主体的传播行为,赋能新媒体、自媒体的柔性传播优势,让“人人可传播”转化为“人人善传播”。三层各归其位,文化走出去才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三

  文化走出去拿什么走?答案是文化产品。然而“文化产品”四个字背后,是结构、质量和价值的多重考验。

  从结构看,中华文化走出去长期被束缚在“重产品、轻内容”的出口格局中。依托制造业优势,文化用品和文化装备等物态性文化产品一直是出口主力军,而以内容创意为基础的精神性文化产品出口占比偏低,出版物和工艺美术品存在供给与国际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可喜的是,2024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数字元素富集的文化贸易额超过3700亿元,占比达25.8%;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主的“新三样”出海蓬勃发展,强互动性、高适配性的内容特质精准契合全球受众尤其是“Z世代”的文化消费习惯。这一变化的发生,得益于中国文化产业依托数字技术后发优势、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开辟新赛道的非对称竞争。

  2026年7月7日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数千名观众通过音乐感受中国神话与东方美学交融的独特魅力。图为首演当日,观众排队等待入场观看音乐会。 新华社发 邱晨/摄

  从内容质量看,头部精品与行业主体之间存在明显断层。一方面,《黑神话:悟空》上线3天销量突破千万套,通过对《西游记》精神内核的现代表达,将东方哲学传递给全球玩家;《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多国引发热议,一封家书的故事让更多人认识到侨批文化背后的家国情怀;《流浪地球2》将“家国同构”的传统伦理转化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叙事。这些头部产品已实现从表层文化符号到深层价值传递的跨越,甚至对全球文化创作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占行业主体的众多中小厂商仍停留在“中式内容+简单翻译”的浅层适配模式:网络文学大量出海作品陷入固定剧情模板;微短剧出海剧情套路化、制作粗糙化问题突出;网络游戏出海产品大量集中在SLG(模拟游戏)、卡牌、放置类等成熟赛道,往往只能在下沉市场进行价格战与流量战。这种“头部精品—腰部平庸—尾部低质”的结构,使中国文化出海的国际形象呈现出一种分化:部分作品让世界惊艳,也有不少作品让世界重复刻板印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同质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算法推荐、平台范式、标准化生产催生了叙事模板趋同、审美风格复刻、价值符号浅化等现象。如“国风”内容仅截取汉服、古建筑、功夫武侠等视觉符号,脱离历史语境;传统节日被抽空文化内涵,简化成一套格式化的观赏性仪轨;传统文化的深层审美价值,被迫让位于短视频的强冲突、快反转、瞬时刺激;地域文化、冷门非遗、乡土叙事则被迫模仿爆款,否则就会被流量淹没。长此以往,地域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特质被消弭,源于多样共生的文化主体性活力也会被削弱。当大众接触到的中华传统文化只剩格式化的“数字记忆”,中华文脉连续性就会陷入堪忧的境地。

  内容供给急需一套转译机制,把文明价值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可共情的表达。一是价值转译。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转化为具体的叙事情节、人物塑造与情感体验,而非停留在符号层面。二是分层供给。既推动兼具文化高度与思想深度的精品出海、展现中华文明底蕴,也支持贴近大众的通俗文化产品走出去、满足不同受众需求。三是系统构建。从碎片化符号输出转向整体性文明表达,打造“文化内核+时代表达+全球共鸣”的文化符号体系,如对敦煌艺术、中医药等优秀文化作跨学科解码,形成可被影视、游戏、文学等载体直接取用的哲学概念库与美学模块集。

四

  文化走出去要行稳致远,首先要解决好外部规则的刚性约束与隐性壁垒的双重挤压问题。一方面,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加快了数字内容领域的立法进程,围绕数据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算法监管、数字税收等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监管政策。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数据保护法律,中国文化出海企业不得不面对由数十个不同国家法律构成的“数据保护法规矩阵”,合规成本较早期呈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外部壁垒正在“隐形化升级”。区别于传统显性文化封锁,部分海外舆论将我国文化出海曲解为“文化输出”。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托舆论霸权、算法垄断、文化标准优势,对中国和全球南方文化叙事进行曲解、标签化、边缘化处理。如DeepSeek-R1发布后,就迅速遭到意大利、法国、爱尔兰、比利时等国数据保护机构调查。外部壁垒往往以“规则”面目出现,以“安全”、“隐私”、“公平”为名,使文化走出去从市场竞争问题上升为国民认知保护、舆论博弈、意识形态对抗等更深层问题。

  从国内政策看,经过持续探索,我国文化贸易已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成长空间。2022年商务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制度框架已初步成型。同时,政策的精准度和落地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此外,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多集中在生产端和出口端,对海外本土化运营、跨文化适配研究、国际合规能力建设等中间环节的投入相对不足。

  推动文化走出去走得稳、走得远,应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规则参与,从单点扶持转向生态构建。谁能在全球文化贸易规则制定上下好先手棋,谁就能在下一轮出海竞争中占得先机。这就要求推动出海企业主动参与全球文化贸易规则制定,在数据跨境、算法透明度、文化贸易标准等场域争取话语空间,把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规则参与能力。同时,完善以高质量文化产品为中心的政策支撑体系,将企业的文化价值传递、原创能力建设、国际传播效能纳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核心认定指标,加大对重点企业的财政、金融、税收支持力度;鼓励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引导头部平台在流量资源、技术能力、发行渠道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让更多主体共享出海基础设施。

五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终指向,不仅仅是让世界看到中国,而是让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定义何为好的文化、何为好的现代化、何为好的全球秩序,从而满足各国人民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个阶段,为理解这一指向提供了清晰的文明逻辑:首先要建立文明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即“各美其美”;同时要避免唯我独尊,承认不同文明多元并存、相互理解、平等共存,即“美人之美”;接下来,要通过接触、交流、互鉴,不断凝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即“美美与共”;最终实现理想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天下大同”。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正是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的桥梁。爆款产品固然重要,但文化走出去能否成功,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让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转化为全球可感知、可共情、可参与的文化公共品。

  近年来,随着我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环境,“China Travel”(中国游)全球圈粉,“开门迎客”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维度。图为2026年7月28日,几名来自埃及的游客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当然,这一进程远非坦途。能否完成这一转换,决定了中华文化走出去能否从现象级增长走向长周期繁荣。而转换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建立起以文明为话语框架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不是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实践,也不是简单用中国概念替换西方概念,而是在三个层次上分层推进、齐头并进:第一层是为西方已有概念赋予中国阐释,第二层是使用中国独特话语概念,第三层是为中国话语赋予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单向位移,而是双向奔赴——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进中国;中国讲述自己的同时,也在学习倾听他人。唯有如此,文化走出去才能从一项传播工程升华为一场文明对话。

  当中国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我们迫切需要向全球讲清楚:一个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部努力,归根结底是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一个以文明立身的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最终形态,并不是让世界变成中国的样子,而是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参与而更加丰富、更加包容、更加接近“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既是文化走出去的初心,也是文化走出去的归宿。

网站编辑 - 王雅雯 校对 - 夏明月 高胜军 审校 - 徐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