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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合作塑造更加融通的亚太新格局

来源:《求是》2026/22 作者:沈铭辉 张中元 2026-11-16 09:00:00

以开放合作塑造更加融通的亚太新格局

沈铭辉 张中元

  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成立30多年来,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太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前亚太开放合作面临经贸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等诸多挑战,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区域治理协调也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坚持开放包容、深化务实合作,已成为亟须APEC各成员共同回应的重要课题。

  中国始终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重要倡议和积极主张。总书记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充分发挥亚太经济体多样性突出的特点,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做大亚太合作蛋糕,兼顾自身利益和他方利益,形成各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的合作格局”。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APEC历史上,《上海共识》、《北京纲领》都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体现了中国对亚太合作的引领、对多边主义的践行、对自由贸易的坚守。随着APEC进入“中国时间”,人们有理由期待,本次会议将为这一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增添新动力,书写亚太开放合作的新篇章。

一

  长期以来,亚太经济发展受益于市场开放、产业分工和区域合作的持续深化。过去30余年,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至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七成;地区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要多,10亿人口成功脱贫,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随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往亚太地区开放合作赖以发展的预期、制度基础和利益纽带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现有合作机制面临考验。

  经贸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开放合作预期受到冲击。市场开放与产业分工相互促进,是亚太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因素更多介入经贸关系,贸易投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跨境产业合作面临更多限制。一是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多样。除传统关税壁垒外,出口限制、投资审查、产业补贴等措施交织使用,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跨境投资信心。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发布的《2025—2026年地区形势报告》显示,56%的受访者将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战视为最严重的增长风险,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缓解这一风险应成为APEC的优先事项。二是经济安全关切持续扩大。一些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投资,并倾向于与特定伙伴开展合作,削弱了区域开放合作的普遍性。三是限制措施的影响沿产业链供应链传导。亚太地区跨境生产网络高度密集,各经济体在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供应等相互依赖,一项出口限制或投资审查措施就可能引发供应中断、交付延迟和成本上升,并将局部冲击放大扩散至多个经济体。经贸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不仅直接抬高跨境交易成本,也使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进而削弱区域产业分工和投资合作的基础。

  6月21日,作为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的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和国际组织等代表300余名。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为推动亚太开放合作共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工商界智慧与力量。图为与会嘉宾出席论坛专题研讨。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摄

  区域贸易规则碎片化与新兴领域规则供给不足并存,制度性成本持续上升。APEC成员大都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及其他双边、区域贸易安排。《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2025》显示,部分亚太经济体参与重叠自由贸易协定的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不同协定对原产地认定、关税优惠、监管程序等方面要求不尽相同,导致同一种商品的贸易面临不同税率、不同标准,增加了企业识别、适用和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此同时,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快速发展,但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存储、碳核算等方面规则尚未建立或充分衔接,新兴领域的制度供给缺口难以适应开放合作需求,制约了地区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发展。现有规则碎片化与新兴领域规则供给不足并存,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实际成本持续上升,直接削弱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既有成果。

  发展能力与利益诉求分化,区域合作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承压。APEC成员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开放合作能否转化为共同发展成果,越来越取决于各成员将市场机会转化为实际收益的能力。一方面,成员参与区域合作的能力不均衡。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各成员承接产业转移、适应国际规则、参与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能力,部分发展中成员难以充分利用区域开放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成员诉求日趋多元化,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合作在议题设置、利益协调、成本分担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难度。开放收益在成员内部的分配也不均衡。大型跨国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合规人才优势,更容易拓展国际市场;中小微企业则受融资约束、规则复杂、信息不足等因素制约。高技能劳动者较易进入新兴产业,部分传统行业劳动者则面临转岗和技能培训压力。总体来看,发展能力差距与利益诉求分化相互交织,不仅削弱了区域开放合作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也使APEC在凝聚合作共识、协调成员利益和推动共同发展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二

  亚太开放合作面临的挑战是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国际分工格局调整、成员发展诉求分化、区域治理机制不适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合作模式在协调经济利益与安全关切、兼顾开放效率与发展差异、统筹传统贸易与新兴领域规则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

  全球分工利益格局调整与经济安全关切上升,推动经贸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长期以来,各成员依托比较优势形成跨境生产网络,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区域贸易增长。但国际分工带来的收益并非均匀分配。一些成员在参与全球分工过程中,部分传统制造业面临竞争压力,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受到影响,而国内产业转型、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政策未能充分缓解调整成本。这使得原本属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逐渐转化为对外贸易争议,部分政治势力将就业流失、产业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归因于国际贸易,通过提高关税、提供产业补贴等措施回应国内诉求,进而推动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此外,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的安全属性上升,改变了部分经济体对国际分工的认识。传统国际分工主要强调效率和成本优势,而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既是重要生产要素,也关系到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一些成员由此更加关注关键技术能否自主掌握、重要供应渠道能否自主控制,并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潜在风险。例如,个别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先进计算芯片及相关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并不断调整限制措施。这类政策不仅直接影响技术和产品流动,还可能通过设备、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安排。其深层原因在于,部分成员不再依据经济效率配置产业链供应链,而是试图通过行政干预控制关键技术和生产环节。国内利益调整不足与国家间战略竞争相互叠加,使经贸政策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安全功能,削弱了地区开放合作的稳定预期。

  区域开放协调机制有限,导致规则分散和新兴领域规则供给不足。亚太缺少覆盖全部成员、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高层级自由贸易安排,是区域规则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背景下,各成员倾向于通过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争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贸易安排。然而这种追求单个经济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性开放”,客观上造成域内自贸协定大量出现,进而导致多重规则并存乃至“机制过剩”。规则分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亚太地区内部缺少能够整合所有成员的区域贸易安排,亚太自由贸易区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仍处于APEC框架下的愿景推进和规则协调阶段‌。与此同时,APEC坚持自愿合作、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原则,有利于保持成员广泛参与,但缺乏强制统一规则和督促执行的制度工具。面对技术快速迭代与多方利益协调的双重压力,区域磋商往往难以同步推进,既有合作机制在规则衔接、标准互认和新兴领域制度供给方面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亚太开放合作的突出短板是成员多元化的开放诉求与区域规则协调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成员发展基础与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制约区域合作共识的形成和落实。一方面,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实力差距,使各方参与区域合作的基础显著不同。APEC共有21个成员,既包括经济总量大、技术实力强的大型经济体,也包括依靠制造业和资源出口参与区域分工的中等经济体,以及市场规模有限、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小型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APEC成员新加坡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9.9万美元,另一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仅约为0.3万美元,两者相差30倍以上。区域合作强调统一开放标准,却缺少相应的成本分担和利益补偿安排,经济基础较弱的成员可能承担的调整成本相对较高,而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足够收益,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新兴领域规则尚未完全成熟,各成员产业实力和监管能力不同,统一规则更难形成。以数字贸易为例,CPTPP对跨境数据流动和计算设施本地化提出较为严格的约束要求,并对公共政策例外设置相应条件;RCEP虽然也规定了相关义务,但在公共政策和安全例外方面保留了更大的实施空间,电子商务领域的争端解决安排也相对灵活。两类规则的区别,反映出不同成员在开放和安全之间的不同政策取向与权衡。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快发展,部分规则仍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甚至治理空白阶段,各方尚未形成稳定一致的政策认识,考虑到域内最不发达成员,凝聚合作共识难度更大。

三

  面对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高屋建瓴提出“五个共同”,即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型区域经济环境,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进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共同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有力对冲逆全球化的论调,为亚太地区携手共进、融通发展指明了路径。2026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倾听各成员呼声,推动区域合作从原则共识向务实行动深化。各方应尊重成员发展差异,以开放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以合作协调利益诉求,以制度创新降低跨境经营成本,推动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

  践行开放区域主义,稳定区域合作预期。APEC成员产业联系紧密,开放合作既关系各方市场和发展机会,也关系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以排他性安排替代开放合作,不仅难以消除经济风险,还可能引发限制措施相互叠加,削弱区域经济活力。应坚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贸易安排与多边规则相互衔接,反对以安全为名滥用贸易限制。依托APEC现有机制,加强成员间在关税调整、出口管理、产业补贴、投资审查等方面的政策沟通,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减少单边措施对区域经贸联系的冲击。加强供应链风险共管,围绕关键物流节点、重要物资和运输通道开展信息共享与风险预警,推动各成员完善应急协调、备用运输方案和多元采购安排,在合理保障经济安全的同时维护跨境产业分工的稳定运行。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先通关、减少查验、跨境互认等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截至目前,绝大多数APEC经济体均已建立并实施AEO制度,我国已与其中的新加坡、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10个经济体实现了AEO互认。图为8月19日,嘉宾在APEC“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专题研讨会上发言,该研讨会是2026年APEC第三次高官会系列会议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摄

  加强区域规则协调,提升制度兼容与治理效能。针对多重贸易协定并存的情况,应发挥APEC政策对话、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平台作用,围绕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推动规则信息共享、程序协调、便利措施衔接,减少企业重复申报和合规负担。推动RCEP、CPTPP等区域贸易安排中成熟的便利化做法相互借鉴,逐步扩大程序兼容和标准互认,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积累条件。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电子单证、碳核算和绿色认证等领域的政策交流,在保障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环境目标的前提下,探索标准对照、程序互认和自愿试点,避免规则差异形成新的市场壁垒。针对不同成员制度基础和发展能力的差异,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合作,强化贸易、数字经济、海关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跨机制协调,以企业经营成本、通关效率和规则使用便利度检验合作成效,推动区域规则走向更加兼容。

  深化包容性合作,提升成员参与合作、共享成果能力。区域合作必须兼顾不同成员的实际条件,解决部分成员想参与却缺条件的困难,APEC开放合作才能形成持久的区域共识。对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检验认证能力不足的成员,应依托APEC经济技术合作机制,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贸易融资、职业技能、绿色技术和检验认证等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合作,帮助发展中成员提高参与区域分工、适应新规则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规则咨询、市场信息供给、融资服务和数字贸易支持,降低其参与跨境经营的门槛;推动成员交流职业培训、就业转型和社会保障经验,提升劳动者适应产业调整的能力。完善合作项目的实施和评估机制,将评价重点由活动数量转向实际成效,促进成熟经验推广应用,推动开放机遇更广泛地转化为发展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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