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在融合上下功夫
陈 昭
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3%。随着服务业体量不断壮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甚至极端化观点,有的认为服务业占比越高经济越发达,有的担心服务业发展会引致脱实向虚,还有的担忧服务业效率低下会拖累经济增长。这些疑虑如果不加以澄清,将干扰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服务业发展新阶段,科学把握产业演进规律,正确处理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着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首先来看服务业占比高低问题。经济理论研究表明,服务业占比提升符合现代产业演进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最终向服务业集聚。截至2025年底,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过去10多年,我国经济发生了一个趋势性变化:居民消费从以实物商品为主转向“商品+服务”并重。购买一部智能手机、一辆汽车,硬件支出只是一次性的,而后端的流量费、会员费、维修保养、保险充电等服务支出却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从几家头部家电企业情况看,通过发展工业设计、智慧家庭解决方案等服务,其服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平均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经济的价值创造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利润点从前端产品正转向后端服务。这种“前端低价获客、后端长期服务”的“商品+服务”组合方式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盈利模式,也是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内在动力,成为当前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服务业占比越高经济越发达。有观点认为,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在70%左右,这也将是我国未来发展趋势。事实上,数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统计口径差异和国情差异。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与制造业已经高度融合,界限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我国的华为公司还是美国的苹果公司,都深度嵌入硬件制造与研发设计、软件开发、云服务等服务环节,制造与服务互为支撑、不可分割。按照传统统计口径,无论将它们归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会造成信息失真,无法反映其全价值链特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大国而言,制造业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必须警惕“去工业化”的风险,不能简单照搬后工业化国家或小国的比重指标。国际经验也表明,那些通过制造业实现富强后主动“去工业化”的国家,往往付出了沉重代价。比如部分发达国家经历现代经济增长后,制造业比重大幅下滑,或导致贸易赤字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或出现产业空心化,增长动力减弱。再如部分拉美国家因未能形成持续的工业竞争力,制造业根基薄弱,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产业升级与效率跃升乏力,最终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几度停滞。大量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主要得益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在关键领域和高科技产业显著提升的制造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分工地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大国经济的韧性在于制造业根基稳固,服务业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之上。
其次来看经济脱实向虚问题。随着服务业体量不断壮大,社会上有一种错误认知,认为发展服务业就是发展金融、平台经济等“轻资产”行业。这种观点的蔓延,曾导致部分领域出现资源过度集聚、资金空转套利等脱实向虚倾向。必须清醒认识到,发展服务业并不等于经济脱实向虚,服务业并不天然是“虚”的。区分“实”与“虚”的根本标准,在于服务业的发展是否满足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是否创造了真实价值。

9月3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 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新业态展区、景区装备展区、国际文旅合作展区、文旅产业融合展区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图为当日拍摄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具体来说,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实”的服务业?从现代产业演进趋势看,凡是嵌入制造业产业链、提升制造业效率、降低制造业成本的,皆为“实”。研发设计、工业互联网、现代物流、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大脑”和“神经”,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医疗、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是释放内需、支撑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同样为“实”。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三成左右,与发达国家40%以上的均值相比尚有一定距离,这是制约制造业向高端跃升的重要瓶颈。生活性服务业竞争不够充分、供给质量不高,也是当前经济的突出短板。
什么是“虚”的服务业?并不是所有金融、所有房地产、所有互联网都是“虚”的。只有那些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自我循环、通过杠杆炒作获利的,如过度的金融投机(影子银行、高杠杆配资、脱离监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畸形的房地产投机(囤地捂盘、高周转炒作地价)、垄断性平台经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算法压榨骑手),才为“虚”。如果这些“虚”的部分过度扩张,会产生虹吸效应,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剧经济泡沫化风险,这才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
再次来看发展服务业是否会拖累经济增长问题。纵观一些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往往出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慢于制造业的现象,伴随劳动力大规模向服务业转移,会导致社会整体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即所谓“鲍莫尔成本病”。反观我国,这种现象并不明显,而且在某些领域还呈现一定的成本优势,这得益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自身独特性。一是我国数字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率等特征,正在打破传统服务业“不可储存、难以标准化”的桎梏。通过手机应用轻松下单,商品短时间内即可送达,这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体验。而这种高效服务体验依托强大的物流、大数据、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网络,体现了我国服务业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平台经济、生成式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正在大幅提升服务业的可储存性、可标准化程度和可扩展性。网约车通过算法匹配和数字化调度大幅提升运输效率;餐饮业通过扫码点餐、智能厨房、外卖平台,单店服务效率可提升50%以上;法律服务借助人工智能法律助手,律师工作效率提升数倍;等等。这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颠覆服务效率低的传统经验。二是我国仍处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推进期,制造业效率提升空间较大,服务业工资上涨压力可通过制造业效率提升来消化。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提升速度并不亚于制造业,可对冲一些生活性服务业效率增长缓慢的问题。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显著,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普遍高于传统制造企业。目前,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约3.6亿,约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一半,网约配送员、商务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通过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技能水平,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增加劳动者收入,形成良性循环。三是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正成为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的重要路径。扩大服务业开放,既能引入国际竞争倒逼本土服务企业降低成本、提质增效,又能通过外资流入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数字化服务模式,直接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开放推动服务可贸易化与专业化分工,强化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优化劳动力与资源配置,减少低效率服务环节对资源的挤占,进而抑制服务价格过快上涨压力。这说明,只要找准融合路径,服务业不仅不会拖累制造业,反而能成为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的“加速器”。
综合来看,不管是围绕服务业的比例还是效率的各种争论、担忧,实质上都是把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我国发展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制造业这个根基,服务业就是无源之水;没有服务业这个引擎,制造业就是无薪之火,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决策部署,正确处理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从制度建设、产业布局、主体培育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有利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在融合中增创发展新优势,在创新中培育增长新动能。
在制度保障上,要打破“制造归制造、服务归服务”的制度性分割。目前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实行分开管理、分别统计、差异化政策,这导致两业融合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要探索取消不合理准入限制,推动标准、资质、监管跨领域互认,消除“各管一段”的壁垒。优化财政支持,重点扶持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产业链集成服务等融合新业态。创新金融产品,推广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完善税收政策,避免重复征税。健全统计监测与评价机制,将两业融合发展成效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动态监测评价体系。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依托制造业优势拓展服务贸易。
在产业布局上,要打造融合发展示范区。立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打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支持中西部依托资源禀赋承接产业转移并同步布局配套服务业。聚焦重点行业推动全产业链融合,针对物流、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实施专项提升,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搭建载体平台,培育服务型制造示范主体,推动有条件地区开展两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在激发主体活力上,要鼓励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引导服务企业主动嵌入制造链条。鼓励制造企业从单纯生产加工向研发设计、定制生产、运维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领域拓展,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围绕制造需求提升专业化、高端化服务供给能力。推动金融、科技、物流、平台经济等服务供应商精准对接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小微企业发展实际需要。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互联网+制造+服务”新业态,培育融合型领军企业,依托扩大开放平台和深化改革试点,打造“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协同品牌。
在提升人力资本上,要加强技能培训,避免劳动力大量停留在低端服务岗位。通过职业培训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技能水平,使其向高附加值服务转型。同时,围绕投资于人,根据人口与需求结构新变化,改善居住品质、增强文化体验等新场景,加大对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提升高品质生活服务业供给能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此外,还要加快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探索培育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