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的。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四方面军由此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1]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照旧。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9月8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已筑成碉堡，红军绝无攻取的可能；北面反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断绝退路。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而北上则有许多较好的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2]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3]、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注:
[1]旧省名，辖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35年开始筹建西康省，1939年正式建省，1955年撤销。
[2]红十五军团是由先期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同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于1935年9月间合编而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
[3]谢子长（1897-1935），于1934年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负重伤，1935年2月逝世。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国内政局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这时，它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根据地的红军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1936年初，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孙楚的四个旅（属晋绥军）也在黄河西岸地区“进剿”红军；黄河东岸有阎锡山晋绥军的主力，依黄河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红军进入山西。
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前者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1]等省。
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是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3月31日，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
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西方野战军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但张国焘坚持错误。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决主张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9月下旬，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而已编入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他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不大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地区，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这时，中共中央仍从陕北不断地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这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月上中旬，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并在毕节城内成立临时政权机关。2月底，夏曦在毕节七星关渡河时牺牲。3月下旬，部队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强调“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切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高(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这时，河东的敌情仍很严重。11月中旬，中革军委根据胡宗南部第一军进攻的形势，接连下达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并规定各部队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陆续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分开来。会议号召全体红军在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以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对于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也尽力予以团结和争取。鉴于张国焘在4月6日写的《我的错误》的声明书中，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一次给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在组织上没有作结论，并建议由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阳奉阴违，始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的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注:
[1]旧省名。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战争，总的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这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开始时，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的损失。1934年11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把武装力量退到雩都南部整顿，做好突围的准备。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第二阶段，从1935年春到1936年底。这是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
1935年3月底，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方维夏、蔡会文（1935年4月到湘南）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此外，他们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作坚决的斗争。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进行斗争。
第三阶段，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这是由继续游击战争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仍进行疯狂的“清剿”。各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项英和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