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
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约有新式产业工人20多万人。1924年下半年，曾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大学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区创办了七所工人夜校。9月1日，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到年底，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俱乐部，会员近1000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准备。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参加罢工的有22家工厂的近4万名工人。日本资本家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认了工会组织。4月间，青岛日资纱厂2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历时22天，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上海等地工人的支援下取得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等当选为副委员长。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及时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第三十二号和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方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与此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此前提出的四项提案[1]；并且无视中国主权，越出租界筑路。这进一步激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这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
5月31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中、小商人的组织――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主张罢市，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则顾虑重重。当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等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总罢市。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被迫在罢市的命令上签字。
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当局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为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6月1日晚，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并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全国。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以便及时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共产国际发表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种种歪曲，号召属下的所有机关募捐支援中国罢工工人，还派遣代表来华参加运动。在莫斯科，有50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捐。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一面援助中国的工人团体，一面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抗议。英国工人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瞿秋白这样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2]
受到极大震动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的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可以商量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一面又以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相威胁，甚至扬言要大规模出兵。
中国的军阀在运动中很快显露出帝国主义帮凶的嘴脸。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7月13日，戒严司令部封闭了三个主要工会，并会同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了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初期对五卅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上海总罢市的实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这次运动发展成为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爱国联合行动。但民族资产阶级又是软弱和动摇的。运动一开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并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使之成为“十三条”，以此进行交涉[3]。当“十三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上海总商会继续妥协以至屈服，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它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后来不但毁弃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逼迫他们复工。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斗争在继续发展。青年学生仍然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小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罢市、抗议等活动。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三个多月。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于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复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年年初党的四大召开时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共有支部15个，党员220人；据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在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4]。
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由于在广东已存在革命政府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省港大罢工比其他地区的运动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声势更大，坚持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5]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李启汉）、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财政、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邓中夏为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
在罢工斗争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封锁。香港被封锁后，进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一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罢工委员会又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国民党领导人和广东的工商业者对罢工工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并在物资上给予罢工工人不少帮助。
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1]四项提案及其内容是：“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交易所注册案”，规定中外商人开办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缴款。“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取缔童工法案”，规定四年内禁用10岁以下童工，这一规定是工部局为应付当时要求保护童工的舆论而作出的。
[2]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3]“十七条”交涉条件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和十三项正式条件。四项先决条件是：（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十三项正式条件是：（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解决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上海总商会删去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
[4]《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5]1925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成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工作。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五人组成。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广东是孙中山多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依托。他生前想把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以便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五卅运动前，广东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对峙的状态。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两年，但是一直未能控制广东全省。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以武力窥伺广州。广州革命政府依靠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实际上也是地方军阀势力。它们在各自盘踞的地方扰民害民，同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往来。广州革命政府时时感到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于2月初分三路讨伐陈炯明。担负东征军右翼作战任务的是许崇智所部粤军。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军3000人编入右翼军。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
东征开始后，担任左翼和中路作战任务的杨希闵、刘震寰部都按兵不动，右翼军却进展迅速。首次参加战斗的黄埔校军，由于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是战绩显赫。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这支军队先后攻下淡水、海丰，于3月占领潮汕地区。不料部队回师到棉湖时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连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和曹渊、许继慎等率部奋力作战，击溃陈炯明军主力林虎部，扭转了战局。营党代表章琰在战斗中牺牲。由于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勇猛杀敌，东征军被东江人民称誉为“为民众而牺牲之先锋队”。4月，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以特派员身份到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潮安(今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都是在东征中陆续建立起来的。
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等军阀勾结，在广州公开叛乱。正在东征的黄埔校军及其他部队迅速回师平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负责人的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并指示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2日平息了叛乱，歼敌2万余人。
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年底，共编成6个军，有8．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000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的副党代表[1]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2]等在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3]。不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指挥权仍掌握在旧军人手里，有些部队还带有浓厚的旧式雇佣军队的色彩。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采取切实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民政统一收归政府管理，为国民革命军和省港罢工工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这对割据广东各地，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勾结英帝国主义者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将廖仲恺杀害。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因被怀疑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许崇智因处理“廖案”不力，被劝离粤赴沪，他主管军事的权力由蒋介石接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征军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宣传队通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连战皆捷。10月14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以死伤官兵400余人的代价，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苏联军事顾问感慨地称赞：“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4]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朱克靖、张善铭、廖乾五等共产党员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民众，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南征部队在12月占领钦州、雷州后，于1926年1月中旬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邓本殷逃亡，残部被缴械收编。
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迅速获得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它们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士气旺盛，战斗英勇，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5]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属的纠察队队员和东江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平定杨、刘叛乱和东征、南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6]。许多乡村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军的组织。在平定杨、刘叛乱时，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的工人以罢工斗争的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海陆丰等地农民在省农协组织下，踊跃参战，不少会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统一广东的经验表明，在人民革命中，政权、军队和群众运动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随东征军进入汕头的周恩来，东征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安、梅县以及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他同中共潮汕地区党组织一起，为治理东江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如解散旧议会，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委任进步人士当县长；大力发动群众，肃清军阀余孽；废除苛捐杂税；解散地方民团；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制定建设东江、造福人民的计划，等。这些工作，使东江各地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稳固的革命基础。周恩来主政东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的最初尝试，对共产党人探索和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1]各军党代表都由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
[2]季山嘉(1893-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Н．В．Куйбышев(中文译音古比雪夫)，季山嘉是其俄文化名的中译名。1925年7月加伦回国疗养后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回国。
[3]《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4]〔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5]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6]《军队政治月刊》第2期，1926年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
北方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很大。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1924年初开始，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2月，唐山华新纱厂工人两次举行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等要求。1925年2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在邓恩铭等发动下举行罢工，向胶济铁路局提出承认工会权利等五项条件，最后取得胜利。北京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仅1925年3月就有六起之多。
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8月，在王若飞等人领导下，郑州最大的工厂豫丰纱厂5000余工人因抗议资本家开除工运骨干、肆意污辱女工举行罢工，得到全国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河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以及开封、焦作、安阳等地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并且引发焦作煤矿、安阳六河煤矿、卫辉华兴纱厂、陇海铁路等厂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改组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部长（兼任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领导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1]以及东北、西北一些地区。到1926年初，北方区委在北京、天津、唐山、乐亭、张家口、正定、大连、太原、保定以及北满等地组建了10多个地委和几十个特别支部和独立支部，拥有党员2000多人。同时还建立了共青团北方区委，萧三（萧子升）
1925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1926年4月，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下辖4个县农民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仅次于广东省，占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27??5%。全省农民自卫军约10万人。信阳、许昌、荥阳、杞县、睢县、密县等县农民斗争的成果尤其显著。如杞县农民于三四月间在豫陕区委农运负责人萧人鹄等指导下，反抗特别捐，改组公款局，集合万人向县署示威，斗争取得部分胜利。
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方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展开。在山东，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印刷《山东农民》等宣传品；利用假期分派学生下乡调查农民状况，发动农民运动。到1926年5月，禹城、济宁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在山西，临汾、定襄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有3万人。在直隶，1926年秋，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省的学员深入农村，在顺义、乐亭等县建立起农会组织；在获鹿、玉田等县，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日渐兴起。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下半年，至次年6月，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1925年冬，陕西省渭南的赤水、华县一带也有了农协组织。
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和发动“首都革命”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引起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关注。经过加拉罕、鲍罗廷与冯玉祥的多次接触，苏联决定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2]。
根据加拉罕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等人决定把团结、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作为党在北方地区军事工作的重点。李大钊亲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帮助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沟通国民军与苏联的关系。1925年初，苏联政府先后派出两个军事顾问组共100多人，分别到驻张家口和开封的国民军中工作，还向国民军提供大量的军需物资。苏联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军建立起炮兵、步兵、骑兵、机枪学校，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三个训练基地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并协助制定《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得力干部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1925年6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若飞奉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帮助创办了以培养基层军事骨干为目的的北方联合军校。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的帮助和支持，使其进一步倾向革命，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
“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在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提出的推翻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要求，决定趁势发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为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五人组成，赵世炎任临时党团书记，负责筹备与组织工作。11月28日，行动委员会组织北京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数万群众高呼“打倒军阀政府”的口号，拥至执政府门前。第二天，5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继续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惩办卖国贼等项提案，并通电全国。行动委员会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统治。但由于承诺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国民军将领改变态度等原因，运动最终失败。这次运动史称“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是党力图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城市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次尝试。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军的动摇，未能达到目的。但它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段祺瑞反动政府。在“首都革命”影响下，上海、长沙、开封、南京、汉口等大、中城市，先后举行了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
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十分重视这个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李大钊派到绥远特区土默特旗工作，动员乌兰夫等2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同年秋，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为共产党员，并组成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在乌兰夫等人带动下，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后来，他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回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先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些人进入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前往苏联学习。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三、江浩到张家口建立地委，领导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区的工作。10月，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旗的代表100多人和蒙古族青年代表50多人参加。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分析内蒙古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任务。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选举了领导机构，吉雅泰、李裕智、锡尼喇嘛和旺丹尼玛等被选为领导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积极领导蒙古族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联合战线组织。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1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古、汉等民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大会选举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赵世炎为副书记。大会决定出版农工兵大同盟机关报《农工兵》，由共产党员多松年任编辑。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山青泉、贾宗周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到达兰州。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宣侠父的帮助下，藏民首领黄正清等人于1926年春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协会，发表《甘南藏民泣诉国人书》，将马麒的罪行公布于世，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最后迫使马麒的军队撤出拉卜楞寺。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从1922年春起，壮族青年韦拔群即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各地党、团组织选派40名农运骨干到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其中30多人后来被派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中国共产党还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26年9月，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1000余人占领东兰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随后，广西壮族地区普遍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壮、汉等民族的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后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省苗、瑶、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1926年，在中共湘西特委领导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12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汉族一律平等，国民政府必须全力消灭苗、瑶地区的匪患，帮助苗、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这次大会推动了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农民运动的发展。
海南岛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4年，共产党员徐成章、罗汉受党组织派遣赴海南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各民族的革命骨干。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1926年3月，中共琼崖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海口成立。不久，琼崖东部和西北部各县也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到同年底，海南全岛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注:
[1]时为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2]《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
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一大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撰写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1]。针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陈独秀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2]。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3]。萧楚女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但没有损害国民党，而且使国民党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羽翼尚未丰满，公开反共的条件不成熟，他们这时还不打算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愿意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于是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还难以识别，以致吃亏上当。
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自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开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2月他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工作和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表现积极。孙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1925年9月，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4]尽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实质却与三大政策相抵触。他在1924年1月向孙中山呈交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看法。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暂时表示接受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发展，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被称为“武装的戴季陶主义”。
两次东征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响。这都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由于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蒋介石的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认为蒋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5]。中共中央据此不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后经过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
在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鉴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展开积极斗争。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6]。而维经斯基则主张国共应“从联盟转向联合”，即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等人又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明确以后的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报告，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的代表分别作工作报告。会议在分析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后认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因此，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为了同右派进行斗争，会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这次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地农民斗争的经验和五卅运动影响下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后，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还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冯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六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表示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
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7]；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8]。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大严惩西山会议派，还提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但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国民党，也不希望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谭平山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共同努力，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对此次大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国民党二大“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大会召开前，党内在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时曾发生争执。起初，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为七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其理由“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9]。陈独秀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选举的实际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人，未达到三分之一。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从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
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指出国家主义派虽然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这充分表明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
注:
[1]《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192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2]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3]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8月)，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文中“C.P.”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4]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演说词》，1925年9月13日。
[5]《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
[6]《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2-693页。
[7]子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
[8]润：《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润”是毛泽东的笔名。
[9]《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从而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1]。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2]。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3]。
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4]。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5]；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6]。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卅运动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强调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7]陈独秀强调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8]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9]；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10]。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11]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2]。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13]。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4]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武装斗争问题
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党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5]
党也初步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看到工人纠察队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性，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草创的民间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他说：“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这是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作了舆论鼓动，而且为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注:
[1]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2]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3]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4]《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5]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6]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7]守常：《土地与农民》，《政治生活》第62―67期，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8]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9]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10]独秀：《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18日。
[11]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2]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13]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4]周恩来：《政治报告――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1925年7月31日)，《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15]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