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历史纵轴中审视，嵌入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横轴中考量，聚焦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如何具体作用于个体的心理体验与价值感知。总的来看，社会心态的变动并非孤立的情绪波动，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导致，其中发展逻辑转型、技术加速演进与个体主体性弱化三方面因素的叠加作用亟待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工作，反复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25年10月10日，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市举行，主题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图为当日，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的参会代表在活动上表演心理剧。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了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更多体现为生活品质的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持续优化和风险保障的稳步增强，而非过去粗放式增长阶段直观的数字回馈。这使部分民众对发展的心理预期与感知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源于“量”与“质”在心理感知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量”的增长具有显性、易感知的特点，能迅速激发积极情绪；“质”的提升则是隐性、缓慢、难察觉的，往往难以被民众即时体验，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心态变动的重要动因。当前，部分民众的心理感知仍停留在对“显性增长”的依赖上，习惯以收入增速、项目数量等传统指标衡量发展成效，忽视隐性但更具根本性的“质”的收益。因此，当“量”的增速放缓而“质”的红利尚未充分转化为可感福祉时，部分民众就会产生发展“停滞”或获得感“减弱”的印象，进而影响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前景的信心。这种心理失调，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内涵认识不足所致。
技术革新带来的加速感，形成对部分群体的心理冲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深刻改变社会运行节奏。技术革新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显著的时间压迫与心理异化风险。数据显示，近半数民众（47.1%）感受到信息接收量明显增加，43.1%的民众反映日常通信负担加重，44.1%的民众认为工作所需技能与知识更新频率显著提高，37.4%的民众体会到更强的时间压力，32.2%的民众表示加班时间有所延长。这些数据折射出技术革新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个体心理承载力构成现实挑战。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自动驾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落地，正加剧部分民众的就业焦虑。一些民众担忧自身技能被算法替代、岗位被机器取代，甚至在无形中内化“效率至上”、“工具理性”的技术逻辑，将人简化为系统运行的附属节点。比如，有的外卖骑手在算法调度下争分夺秒，为避免超时罚款闯红灯、逆行；有的网约车司机为维持高评分和高接单率，长时间连续驾驶，身心俱疲。这种从“劳动者”向“系统组件”转变的身份异化，不仅冲击了“劳动创造价值”、“工作成就自我”的传统职业伦理，更可能动摇个体对生命意义与自我价值的认同。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落差。如今，作为社会有机体基础单元的民众，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的叠加影响。这些压力不仅源于大国博弈带来的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对阶层下滑的担忧，以及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知识积累和传播模式的担忧等。这些结构性因素超出了个体有效掌控的范畴，使许多民众产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甚至存在个人与社会联结松动的风险。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还体现为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民众预期未来应享有的生活水平或发展机会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尤其在就业、教育、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表现突出。比如在教育领域，“双减”政策虽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有的家长陷入“不敢躺平、又卷不动”的焦虑循环。这也使一些民众更加关注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秩序。调查显示，公平感和信任感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陈满琪文章《着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