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文明史，大国以战争起家、以霸权立身，文明因偏见而隔阂、因隔阂而冲突，史不绝书；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始终将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作为理想追求。然而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囿于自身理论视野与历史经验，用一些偏颇之论解读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有必要予以辨析、正本清源。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10月23日至25日，主题为“重建信心与合作：百年变局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图为论坛现场。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摄
其中影响最广的一种论调，是“国强必霸论”。这种论调断言，任何国家一旦强大必然谋求称霸扩张，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战争难以避免，并由此推断中国的发展逃不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必将催生新的霸权。此种论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实际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争霸史，不过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段局部插曲，用它来推导所有国家的宿命，本身就是样本的误用。中华民族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记载：从公元元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占世界1/5以上，1820年达32.9%。中国的领先不只在经济层面，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等亦长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借鉴学习。如此大国强国，并没有走向争霸之路，可见是否称霸并不取决于国力之强弱，而取决于文明基因。即使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的和平信念也从未消退。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于中华民族而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胸襟是由文明本性所决定的。
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很难弥合，文明间的断层线终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持此论调者，大多忽视中华文明由来已久的和平禀赋，认为中国必然卷入文明间的冲突之中。这种论调的症结在于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导向对抗的叙事倾向。文明各有特色本是常态，差异并不必然导向冲突；相处之道如何选择，才决定文明关系的走向。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就不是在封闭对抗中孤立发展，而是在吸收融合周边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发展依靠的是文明间的取长补短、互学互鉴，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将文明差异夸大为冲突根源，执意改造甚至企图取代其他文明，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己度人的理论陷阱，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是人类文明应有的相处之道和理想状态。
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论调，就是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就是一部侵略征伐史，是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屡动兵戎、扩张同化、武力征服的结果。此种论调，套用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与帝国扩张的概念框架裁剪中国历史，把中国内部民族关系外化为国与国的关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西方殖民扩张的核心逻辑是向外征服与掠夺，其关系底色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二元对立。而中国 “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这是一种向内凝聚的过程。这一过程固然包含冲突，但其更深层的历史趋势是吸收与汇入，是文化向心力产生的文化认同，最终促进的是相互了解与双向融合，而非进一步加深对立。用向外征服的概念框架去套向内凝聚的历史进程，从起点上就错置了问题的性质，在根本上无法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涵容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既是后四者在历史中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共同塑造下的自然结果，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气象。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阴霾不散，人类再次站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的十字路口。走什么样的路，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担当。面对未来，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汲取思想营养，赓续中华民族崇正义、尚和合的文明基因，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让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