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初文人姚廷遴的《历年录》记载，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设在拙政园，在苏州织造祁国臣家一连看了20场昆曲戏。 16-17世纪里，文人雅士都争先投入昆曲的创作，据统计，其中状元及第者就有20多位，这也促成了昆曲“功深熔琢，气无烟火”的高雅格调。而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的举行，整个苏州城万人空巷，陷入狂欢的海洋。1946年，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首次公演，上演的四出《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均为昆曲，观者如潮。六十年代，白先勇受《牡丹亭》影响写下文学名篇《游园惊梦》。2005年春，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师范大学科文厅连演三天三本，引发无数年轻人

昆曲经由梁辰鱼的改造而成为昆剧，戏剧体裁的限定也使它的文学性毋庸置疑。词句清丽脱俗，是昆曲作为雅文化代表的最主要特征。《玉簪记》名段《琴挑》中有这样几句词：“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抱琴弹向月明中。香袅金猊动，人在蓬莱第几宫”，不仅细致地描写了清幽环境，也暗示了女主角陈妙常的道姑身份，更渲染出她情怀暗生的微妙心境。柳梦梅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让藏于深闺的杜丽娘生出多少伤感自怜。唐玄宗的一句“天闲云淡，列长空数行新雁”，寥寥几字透出一派富贵清新的气象。

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是昆曲能够雅俗共赏的主要原因。许仙苦寻白娘子；小尼姑唯恐“辜负青春美少年” ；宫女假作公主刺杀李自成……一般的观众感兴趣的是故事里的各种悲欢离合，各种追求与隐忍、艰辛与忿怨、大悲苦与大欢欣；而对于文人雅士来说，于其中不免看到人世沧桑、历史兴亡、情理的交战，各得其所的审美感受使昆曲能够长时期受到大范围的追捧。昆曲还具有连缀型的松散结构，剧本中的各折可以独立出来进行演绎，这种自由的结构也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无论是园林游廊，还是亭台楼阁，从任意一个部分进入都可以欣赏到独特景色，从任意一个部分出来也完全能够被接受，不同折子的拼接所凸显的情感基调、美学感受则大异其趣，这就给创作者和观赏者同时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和丰富的想象空间。

昆曲受到热烈欢迎的最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昆曲经典均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它们或回应、或反拨，带有深刻的思想流变印迹。宋代理学的推行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以士大夫诵读、诠释的经典文本为依据，经印刷术的发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和统治力量的大力宣传，终使上层人士所认同的“文明”及其一系列生活准则渐渐像水纹一样扩展开来，同时四方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也使宋王朝对自身文化的疆界加紧了管理和控制， 这样，一个“同一性生活伦理”逐步形成。

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理”常常指向纯粹道德理性，在这里，一切形而上的思考与实践被奉为圭臬，虽然“心”的概念也被提及，但“人心”与“道心”则有着严格的界限：只有“道心”才趋向“天理”，“人心”只有向着“道心”的高度不断自我修炼，才能摆脱次一级的地位。在这一套话语系统中，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依附关系得以确立，同时鬼神的位置没有被容纳进来。

而对于问世前后只相距十年的《长生殿》与《桃花扇》来说，朝代更替、江山易主的兴亡之叹则占据了主流。此时据《牡丹亭》的问世已近100年，大清王朝也已经呈现欣欣向荣的盛世形态，但士人们仍然对前朝的变故难以释怀。像《长生殿》中唐明皇思念杨贵妃，有唱词“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在男女之间的深情爱恋之下，有着无限的故国哀思。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序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借男女之情写兴亡之叹，原是历经王朝更迭的士人们最好的反思。

在这两部昆剧中，历史沧桑感和政治哲学层面的反思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一般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爱情故事仅仅是它们的肌理，而支撑它们流芳百世的，则是内核中那无尽的悲凉与沉寂，直指人世间那最难以言明的感觉和气息。